甘肃的粮食大丰收是怎样得来的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甘肃的粮食大丰收是怎样得来的
本报记者　鲁生
1956年甘肃省的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丰收。根据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最近统计：全省粮食收入比1955年增产三十亿二千万斤，棉花增产近十万担，油料作物增产一亿一千八百万斤。（按：过去本报对甘肃1956年农业增产的数字的报道有误，应以此为准。）1956年，甘肃省第一次成为粮食、棉花、油料作物自给自足的省份。
丰收是怎样得来的呢？人们的认识是很不一致的。有人认为：丰收的根本原因，是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基础上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技术改革运动；因此，从工作上讲，成绩是很大的，虽然过去一年农村工作也有不少缺点，但缺点是次要的。有人认为：丰收的直接原因是1956年的“天时好”（即雨水调匀），同合作化运动以及各种技术改革运动关系不大，因为这些工作成绩小缺点大。去年入冬以来，不少同志一直陷在“成绩大还是缺点大”的空泛争论当中，放松了对冬季生产的领导，致使许多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不敢大胆工作，顾虑多端。经过甘肃省委的一些负责同志亲自率领各种工作组深入农村进行检查，扭转了这种局面，冬季生产已经开展起来了；但还有少数地区的干部还纠缠在成绩和缺点的争论当中，领导生产的劲头还不足。看来，对去年丰收的原因作一个正确的估计，还是很必要的。
究竟甘肃省的丰收是怎样得来的呢？农村工作的成绩是大还是小呢？最好让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
谁都知道，甘肃是个经常遭受旱灾威胁的地区，现有耕地的78％还是旱地，雨量每年平均只有三百公厘左右，降雨期还多在秋季。要想把甘肃省农业增产潜力发挥出来，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兴修水利、改变干旱面貌。而大规模地兴修农田水利，改旱地为水地，就不是个体农民可以办到的事。去年，甘肃省兴修水利却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共增加了水地四百三十四万亩，相等于过去所有的水浇地总面积的45％还多。这不是合作化的结果是什么呢？去年的丰收，如果仅仅是由于“天时好”，那么，1952年的“天时”和去年同样的好，为什么1952年只增产粮食四亿五千万斤，而去年却增产三十亿二千万斤呢？不可否认，在我们现有的生产条件下，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天吃饭”的，天时好坏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可是，如果在同样的气候、雨量的条件下，一年增产得少，一年增产得多，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把丰收或歉收仅仅归结于“天时”好坏了，我们必须从“人为”的方面去寻找答案。甘肃省1956年的大丰收，“天时好”当然是一个重要条件，但如果没有合作化，没有在合作化基础上的一系列改造自然的斗争，这样的大丰收是不可想像的。为了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一些，让我们看看一年来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争取农作物丰收中的各种斗争的事实吧。
会宁县的马家堡，按照当地群众的说法，原来是个“童山秃岭、风多雨少、十年九旱、三料（燃料、饲料、肥料）俱缺，灾情不断”的村子。全村二百五十一户人家，从解放以来直到1955年，还有将近50％的户靠救济粮过日子。但是到1956年，情况就完全变了。这年秋收后，每家都分得了足够的粮食，从此不但没有一家需要救济粮，而且除缴公粮外，还卖给国家一万五千斤余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社员马万里告我说：“就是因为有了农业社，使我们多少年来想办不敢办也不能办的事都敢办能办了。”
建社以前，这个村的耕地都是“夏田不能保收，秋田不能保种”的干旱地，不但不能增产，常常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离这村不远有一条苦水河，可是谁也不敢利用它浇地，因为从古以来就传说着这水会浇死庄稼。建社以后，社里首先修了一条渠，引了苦水河的水浇河边的六百二十五亩麦子。夏收的时候，每亩地的产量便由过去的三斤五斤一下子提高到了二百四十斤。事实打破了多年不敢利用苦水浇地的迷信，提高了群众战胜自然的信心；于是，又在省水利局的指导下，继续在村东修了一条大渠。从此，这里便从没有一亩水浇地变成了有一千二百三十亩水浇地的村子了。到秋收的时候，比过去提高一倍到五倍。
像马家堡这样的干旱乡，甘肃省原有五百五十个；经过去年一年的斗争，已有一百零三个乡基本上改变了干旱面貌。我们能说这不是合作化运动的胜利，不是农村工作的巨大成绩吗？
去年，甘肃省农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不仅想了许多办法利用了可用的水源，而且还在历史上根本没有过水的许多地方，寻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水源。住在庄浪县长鱼乡胡家河弯的农民，多少年来都梦想着能有点水地；但当地没有水源，梦想只能是梦想。可是到1956年，这里真的有了水地了。水是从哪里来的？原来胡家河弯农业社组织起来以后，社主任郭勤山就领着社员到处寻找水源。他们终于在山上找到了一股细小的水源，在数尺深的地下面漫流着。他们马上把这股水源利用起来，使一百二十多亩旱地变成了水地。胡家河弯农民的梦想能够变成现实，能说同合作化的关系不大吗？
在甘肃，除了大量的干旱地区外，还有流砂为害的地区。河西走廊的金塔县，就是许多受砂害的县份之一。这里的人们都还记得，当金塔县刚解放的时候，每年到春天，大风卷着流砂，凶猛的飞滚着。据当地农民谈，每隔三十年流砂就要前进十五华里。流砂一年年前进，农民的耕地一年年缩小，逼得人们不断地向外地流浪。1952年进行土地改革以后，前中共金塔县委书记马能元同志，就领导农民开始和流砂灾害进行斗争。他们想出了用黄土结合草根树皮压砂的办法制服流砂。合作化以后的农民，把制服流砂的工作大大发展了。不仅把流砂掩埋掉的三万六千多亩土地和十多条渠道完全解放出来，为了防止外地流砂的侵袭，又在县境的西北部建造了一条百多里长的防砂林带。他们不仅能够大规模地“管制”流砂，而且能够利用流砂改良土壤。在这一带，土质差不多都带粘性和碱性，根据农民的经验，每开一亩荒地，只要上二十几车砂，就能变成良田。金塔县的农民在这种经过改造的土地上种了小麦，又试种棉花。去年团结乡的头号农业社种了一百八十八亩棉花，又打破了当地历来不打井的习惯打了十一眼水井浇灌棉田，棉花平均每亩摘了皮棉五十八斤。这都是合作化以前办不到的事呵！
合作化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也有了力量来对付了。看看西和县西峪乡曙光高级农业社战胜灾害的事实吧。去年开春的时候，这个社的三千五百亩麦苗正在复青，天气突然变冷，这是大风雪到来的先兆。要是在往年，大家只有干瞪着眼睛，瞧着活活的小麦苗被风雪打坏或冻死。这年因为有了农业社，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风雪快要到来的时候，社管理委员会就召集社员们研究了战胜风雪的办法。他们决定给麦苗上热性较强的牛羊粪，以便提高土壤的温度，增强麦苗的抗寒力；还要组织突击队挖掘屋土、崖土、城墙土，复盖在麦苗上面，保护幼苗。当风雪到来的时候，全体男女社员都投入了抗灾斗争。经过六天六夜的紧张斗争，终于在三千五百亩麦田上施了热性肥料，复盖了陈土，保住了麦苗。这一年，小麦每亩产量比1955年提高了一倍。4月里，这个社又遭了雹灾。八百多亩玉米苗被冰雹打坏了。但经过合作社全体社员四天时间的紧张劳动，用排泥、剪叶和绑扶的办法进行挽救，全部苗儿又重新生长起来。到秋天，这八百多亩玉米不但没有减产，还比1955年多收了将近一倍。对着这样的事实，我们能说去年的丰收和合作化关系不大，能说农村工作的成绩不大吗？
在甘肃，还有多年来无法消灭的野兽害。流行在武山县一带农田里的“瞎瞎”（即鼹鼠），就是危害庄稼最厉害的一种。据当地农民谈：“瞎瞎”每年至少要吃掉三十斤粮食。在合作化以前，人们年年打“瞎瞎”，但因为人们总是各管各，打死的“瞎瞎”很少。往往当张家发现“瞎瞎”在自己地里偷吃粮食，正要弯弓搭箭的时候，“瞎瞎”就灵活地跑到了王家的地里；当王家发现了它，它又灵活地跑到李家的地里去了。
去年，在实现了合作化的基础上，人们改变了消灭“瞎瞎”的斗争方式。各乡各社都专门组织了射杀“瞎瞎”队，用集体力量消灭“瞎瞎”。武山县青年团员龙反德领导的一个射杀“瞎瞎”队，一边打“瞎瞎”，一边学习射击技术，改造弓箭，“瞎瞎”跑到哪里，弓箭追赶到哪里。从去年1月到10月，就射死了四千二百一十九只“瞎瞎”。据当地农民谈，每个“瞎瞎”一年至少要吃三十斤粮食；照这样推算，仅他们一个队，就保住了十二万六千五百七十斤粮食。
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农业社都是甘肃省最一般的社。但是就从这些社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斗争事实来看，也可以充分地说明：甘肃省1956年粮食丰收，绝不能仅仅归功于“天时好”。最主要的，应该归功于甘肃省党组织在全省范围内领导合作化运动的成功和在合作化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自然斗争的胜利。因此，尽管去年一年的农村工作存在不少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
目前，甘肃全省参加高级农业社的农户已由1956年春耕前的22.83％增加到89.4％。高级农业社比初级农业社在利用水利资源和改变干旱面貌的斗争中有更多的优越性。只要充分发挥高级农业社的优越性和全体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进一步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和技术改革运动，可以相信，今年甘肃省的农业生产将会比去年获得更大的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