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师范教育的方向有没有问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高等师范教育的方向有没有问题
翁世盛　王绍岳　锺子翱
编者按　1956年8月11日本报七版发表了“师范大学往那里去”一文以后，编辑部陆续收到师范院校和中学校的读者来稿、来信近七十件。在这些来稿、来信中，有对那篇文章表示赞同的，有加以补充的，也有对那篇文章的主要论点表示反对的。这里发表的翁世盛等三位读者的文章就是属于后一类的，文中列举的一些具体情况是指1956年秋季学期以前的。
1956年8月11日，董渭川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师范大学往那里去”一文，明确地提出了高等师范教育的特点，并且对教育学科、教育实习的重要性，作了理论上的叙述。这对高等师范教育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我们感到有不少问题还可以商榷。
董渭川先生指出：在旧社会人们对师范教育是不重视的，只是在新社会才重视它；但是师范教育的特点——培养教师的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具体表现在开设专业课和教育课的矛盾上，这一矛盾由于“向科学进军”和“反对教条主义”而更为尖锐。于是，董渭川先生提出了“师范大学往那里去”的问题，并且肯定地说：在师范院校已经造成了鄙薄和排斥教育学科的不幸。他对有些人根据师范院校专业学科的比重太轻和学生的负担太重两个理由，主张归并政治学科、减少教育学科和简化教育实习的意见，大不以为然。
师范院校的教学计划是由政治学科、教育学科、专业学科和教育实习四个部分组成的。这四个部分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但这决不是说这四个部分一般轻重。同时，当前的教学计划中关于这四部分课程的安排也不是已经完善，它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并且作必要的修正。在高等师范教育总的方针指导下，适当地调整四部分之间的比例，并不会使高等师范教育走向另一个方向。比如很多人提出缩减政治课的时间、减少课堂讨论等，这丝毫不意味着是要改变培养教师的政治方向。有关教育课和教育实习方面的意见，在大前提之下也不会改变培养教师的职业方向。相反地这却是希望培养出政治质量更高、教育知识更丰富、专业技能更熟练的好教师来。
或许会由于减少教育课的这种量变而引起根本的质变来罢，董渭川先生担心的是这一点。那我们就分别来看看这些意见的几个基本点会不会改变高等师范教育的方向。
首先看看教育史。不少人的意见是停开这门课，或者改为选修。因为教育史目前讲授的内容都是外国的，对非教育系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来说，没有甚么直接的关系。学生们学这门课，普遍感到头痛，觉得是一种负担，没有多大的收获。尤其是考试，他们要花好长时间去死背。毕业生也普遍感到教育史在工作中没有什么帮助。董渭川先生说学教育史可以培养发展观，这是对的；但是发展观并非只有学教育史才能培养。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中国史、世界史等，难道就不能培养学生的发展观吗？中国现代革命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难道就不能培养学生的发展观吗？在教育学中，适当地运用历史材料，就可以达到既充实了教育学的内容，又可以叙述教育史上的重要问题，从而培养学生发展观的双重效果。物理、化学或其他学科也应当是这样来讲授的。
“学校卫生”这门课的情况基本上也是一样。
至于教育学和心理学，绝大多数人都是同意保留的。有的还主张增加心理学的讲授时间。
再看看董渭川先生反复论述的教育实习罢。它的成绩是肯定的。自从有了正规的教育实习以来，师范院校在培养师资方面确实进了一大步，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今后教育实习决不能取消，就像工业院校不能把生产实习取消一样。但也有一些问题是应该考虑的。
实习按原订计划是三、四年级各一次，每次六周。但是事实上，为了迎接实习，学生们早好几周就要着手准备。在这过程中，往往其他课的一些课堂讨论不能进行了，指定的参考书来不及阅读了，有的人甚至除了上课记笔记以外，全力投入实习的准备工作。而实习期间，他们在自己学校和实习学校之间往返奔波，大会小会，每天写日记，再加上备课、试讲，实在是紧张异常，甚至睡眠时间也要受到影响。实习过后，他们体力大减，而正当体力恢复、能把精神集中于学习的时候，考试已经到了。再说三、四年级正是学生具备了一定水平，迫切需要继续加深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提高独立钻研能力的时候，他们的课程也都比较深。由于两次实习，造成了教学内容繁重而讲授时间过少的矛盾。如历史系三、四年级正是详细学习中外近代史、现代史的时候，长时间的实习往往影响了对这些课的学习质量。从教师的负担来看，也过于沉重。学校各系并没有专职教育实习的教师，而每次实习都需要大量指导教师，有些系一次参加实习的有二百五十人，以每五人需要一个导师计算，就需要五十个导师之多。有的学校里几乎全体教师都投身实习工作，其中年青教师的负担尤其沉重。为了实习，教师们不得不放松教学、放松进修。一年两次，影响很大。要把这些任务完全交给中学教师，他们也是承担不了的。董渭川先生根据北京师范大学进行教育实习的情况说：“几年以来接受过实习任务的五十来所学校，绝大多数都承认实习对于他们自身业务的提高是有帮助的；如果只是负担而没有好处，他们就不会主动地和我们订立长期互助的合同了。”如果全面地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过去几年这些中学校所以感到实习对他们有好处，是因为以前他们基本上不了解苏联中学的全套教学形式，不了解如何组织观摩教学、评议，而从师范大学的实习学到了这些东西。今天中学校的问题是如何深入研究这些经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而这问题光靠三、四年级没有教学经验的学生的实习，是解决不了的。而且同中学校订的长期合同是“互助合同”——中学帮助师范大学指导实习，而师范大学则帮助中学教师提高业务并供给教学资料。至于实习本身所给予中学校的东西，是需要冷静地估计的。再说，一般四年制的师范院校的任务是培养高中教员，为什么非进行初中教学的实习不可呢？而师范大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培养高等师范的师资和研究生，难道这一点就不应该考虑吗？董渭川先生还提出两次实习是符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原理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但是不能理解得太狭隘。这个规律是贯穿在整个人生（整个人类）的认识过程中的。而在学校的有限时间中，应该从实际出发，具体地权衡利害，分辨轻重。在目前情况下，在四年制的师范院校，特别是在负有特殊任务的师范大学里，我们认为是可以考虑减少一次教育实习的。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减少教育课并不涉及高等师范教育的方向问题。
董渭川先生对高等师范教育的方向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还提出了师范院校同综合大学的区别问题。他说：“如果不从任务不同、方向不同着眼，那就会产生把两种大学的专业只因为名称相同而混为一谈的错误，甚至盲目地比较起学术水平的高低来。我们培养的既然是教师，就有必要多掌握一些教育方面的知识技能，而且他们所学的专业更完全有必要和所学的教育学科结合起来。”这是不容怀疑的。所以师范院校需要开设一定的教育课程并进行教育实习。
但是，我们培养的是教师，并不是抽象的教师，而是具体的专业教师——物理教师、历史教师等等。因此，专业课的学习应该成为教学计划的重要部分。专业课程是为了使学生获得今后教学必需的知识，教育学科和教育实习除使学生了解教育的性质、目的和任务以外，很大一部分是使学生掌握教学方法和技能。而教学方法和技能，只有通过专业知识的讲授来体现才有意义。一个师范院校的学生，只掌握教学方法和技能，是很难成为一个优秀教师的。所以掌握专业知识应该是主要的。董渭川先生说：“即令……在本专业方面……少学了某些东西……会在工作岗位上补充起来的”。教师进修，一般时间不多，而在工作岗位上不容易找到指导教师和参考资料，想在短时间内补充专业上的重大缺陷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说在工作岗位上能补充专业知识，那在日常教学实践中不是更容易提高教学方法和技能吗？主次轻重是应该合理安排而不应该混淆颠倒的。
董渭川先生还提出了师范院校科学研究的要求，师范院校副博士、博士的特殊要求等问题，也提出了去外国学习是选择师范学院还是综合大学的问题。在今天科学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干部是循着专业培养的。在面向中学的前提下，师范院校的教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搞教育的，包括一般教育课的教师、各科教学法和专职领导教育实习的教师；另一类是其他各专业课的教师。因此不能要求每个师范院校教师的科学研究都着重搞教育问题。比如一个研究高深的原子物理的教师，没有必要只写如何在课堂上讲授原子物理的论文，而可以研究大大超越教学要求的科学问题。今天教育问题研究得差是事实，但是为着对它多加研究，只能鼓励和奖励，而不能强求。不仅师范院校的教师这样，就是中学教师也是这样。中学教师为了做好工作，需要在专业学科和教育学科两方面不断提高水平。如果一个中学教师进行科学研究的话，那他既可以着重搞教育问题，也可以着重搞其他专业问题。一个中学教师在业余进行他本专业的纯专业性的研究工作，是完全可以的。
如果上述意见可以肯定，在往国外派留学生的时候，就不必非往师范学院派不可。有很多专业（如政治理论课和某些自然科学）的师资，就是在苏联也不是在师范学院培养的。在师范院校考副博士、博士，也没有必要非提出特殊要求不可。他们可以是教育学方面的副博士、博士，也可以是其他专业学科的副博士、博士。
研究问题应该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实质，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学生负担重、专业不专和独立工作能力差，因而影响了师范院校培养任务的完成。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方向问题，而是如何提高所培养的学生的质量。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各方面入手，包括修改教学大纲、提高讲授质量、改进教学方法、健全考试制度等，而修改教学计划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