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新路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走上新路
本报记者　李策
1956年4月9日晚上，有个工人打扮的人走进成都书院西街派出所，要见所长谈桩重要事情。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材料说：“我是来坦白自首的。”所长看过他的坦白书，告诉他：“你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你先回去安心工作，听候处理。”这个前来坦白自首的，名叫刘玉甫，说来人们或许不相信，他是四川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钢筋工、成都市劳动模范、市人民代表。但他本来的面目，却是潜伏六年之久的原国民党安东省党部委员。
刘玉甫在伪满吉林师范大学毕业，当了几年中学教员。日本投降以后，经国民党辽宁省党部组训处长、特务分子张重光介绍，主办党务人员训练班。1946年以后，他当了国民党安东省党部委员，担任过省党部组训组长、农工运动委员会秘书等反动职务。在安东，他主要活动是发展反动的国民党组织，省内大部分县党部书记长和委员，都是他委派的。当时省党部有一营反动武装，他在这支反动武装部队里，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1948年，东北全部解放，刘玉甫经过北京、西安，逃到成都。四川解放前夕，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他担任国民党东北区工作委员，给他的反革命任务是：“到原籍潜伏，保存骨干力量。”后来，因为他没有走成，又指示他：“实在不能回去，也要长期潜伏下来。”
成都解放以后，他跟一个同时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已被捕）化装行商，去原西康省贩运过两次毒品。后来，刘玉甫在成都改了籍贯，伪造了历史，烧毁了反动文件，以开照像馆作掩护，潜伏下来。到1950年11月，他又以社会失业人员身份，经市劳动局介绍，在一座粮食仓库工地当了泥工。几年来，他又学会了木工、泥工、钢筋工等操作。以后又学会了平板测量、水平测量，作简单的施工预算和施工组织设计，绘制竣工图等技术。1953年7月，他在一所先进经验训练班学会了钢筋流水作业和使用先进工具，又先后在两个钢筋训练班当教员。他就这样潜伏下来，在这期间，有个建筑单位还在他的鉴定表上，列举了什么“工作积极负责，”“钻研技术，熟悉业务”等等“五大优点”。有份档案材料说他“政治上无问题”。因此，他在1951年1月加入了工会，接着顺利地通过了民主改革，民主补课，“三反”运动。“三反”期间，刘玉甫所在的施工单位的党组织，决定吸收他入党，他也填了入党申请书。1954年9月，他所在的行政单位，又要提拔他当施工技术员，但，这两件事都没有成功。有关单位认为刘玉甫的历史交代得不清楚，但也没有深入追查。1954年，他被评为成都市二等工业劳动模范，同年六月当选为成都市人民代表。
刘玉甫几年来也看到了国家伟大的建设事业和国内外形势，对反动的国民党卷土重来的幻想一天天消失了。但他认为自己罪恶重大，始终鼓不起勇气向政府坦白自首。于是他抱着多活一年算是赚了一年的鬼混想法继续潜伏下来。他是劳动模范，人民代表，走到那里，都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他并不是心安理得的。他处处留神，谨防露出马脚，时时替他自己的生命和老婆孩子的命运耽心。为了隐蔽下去，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努力工作。他听到要吸收他入党时，就想到不入党还可以多混几年，入了党，追查历史，就混不下去。在填写入党申请书时，把伪造的历史故意空了两年。听说他临时参加工作的建筑单位，要留下他当技术员时，也是心惊肉跳，他想到倘要仔细了解历史情况，那是不安稳的，因此，他不愿意留下。他走在街上，看见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看到人们欢乐的充满希望的生活，想一想自己，就感到沮丧，郁闷。他的妻子也常劝他坦白自首，但他认为潜伏时间越长，罪恶越重，处分更严厉，更缺乏坦白自首的勇气。
去年1月，他到郑州、北京学习先进经验。他在北京的时候，政协全国委员会正在开会。他读了周总理的报告，看了傅作义对台湾军政人员的讲话，也看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发言中所谈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政策。这时，他开始想到既然自己的面目早晚一定暴露出来，不如早点坦白自首，受法律制裁也是应该的，无论如何，自己三个孩子算是赶上了好时候。他在去年3月间回到成都，用五、六个晚上写了四份坦白书，又安顿好家务后，就把坦白书分别交给公司经理、派出所和公安分局，自己也留一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无论派出所、公安分局都叫他回原单位安心工作。在听候处理期间，他工作、学习、回家、游玩，跟平时一样。最后，经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免予刑事处分，并继续留在原建筑单位工作。
刘玉甫受到宽大处理以后说，那些企图继续潜伏下去的反革命分子，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与其被发现，不如早点坦白交代。我过去以为像我这样罪恶重大的人，潜伏了六年多，就是坦白交代，也难免受到刑事处分，料想不到也同样受到了宽大处理。共产党说到那里，做到那里。今后，我更要好好工作，只要有一技之长，也要贡献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