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海屋檐下”——与友人书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论“上海屋檐下”——与友人书
李健吾
来信谈到“上海屋檐下”。忽然之间，它在我眼前活了起来。“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杰作之一。他写了好几出关于上海的好戏，几乎碰到所有的角落，对我特别意味隽永的，要以“上海屋檐下”为最。所以你说这出戏最近要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我的喜悦之情立刻就洋溢心头了。
这是一出个个角色有戏的群戏。它最能说明夏衍剧作的特征。这是一个值得后一代剧作者向它学习的一个戏。
因为第一，他的素材一向紧紧扣合生活，难得看见他有夸张失实的败笔。而上海里弄生活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他写出了这半殖民地大都市的面貌。上海没有一个角落他不熟悉，小市民角落尤其熟悉。“上海屋檐下”刻画的正是这些立人檐下的小市民和沾染上了严重小市民气息的知识分子。
因为第二，他使用素材，决不置身局外，罗列事实。他有用意。他在选择上下过很大的工夫。他的戏很简练，也最有明净的感觉。这种明净的感觉，不仅是手法高明的成就，也是思想坚定的收获。实际我们知道，思想往往决定手法的使用。
乍看“上海屋檐下”，读者容易得到一个断而复续的画面的印象。原因就在这是一个弄堂房子的横断面，除去搁楼之外，除去亭子间（窗户朝我们开）之外，间间房屋摆在我们面前，间间房屋的故事摆在我们面前。于是故事在形式上有时候各别进行，有时候交插进行（小天井和后门所以显得热闹，事实上也是如此）。交错感觉容易产生断而复续的印象。
很快这个印象就会不存在的。很快就会破开这些生活现象，出来一种揪心的力量，把我们吸在这些可怜人之所以为可怜的问题本身上。他们怎么会这样的？难道真是房屋的构造使他们不得不立在同一屋檐之下吗？
不！绝对不！
一位剧作者为了完成他给自己安排下来的主题任务，没有不可以利用的东西。夏衍就利用了上海里弄楼房的结构，更利用了上海黄梅时节的阴雨。连绵不断的阴雨“影响了这些住户们的心境”。
但是“低气压”仅止于此吗？
剧作者告诉我们，故事发生在1937年4月。有谁能忘记这一年吗？不久之后，就是七·七事变。再不久，就爆发了中国共产党号召抗战的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件。而事变以前，位于抗战前沿的上海，却正处在没有黄梅雨也处在低气压的时期。天气的低气压只是剧作者制造气氛的一种得心应手的手段罢了。一种远为沉重的低气压像阴雨一样，一直笼罩着戏剧，和戏剧一同进行。一种社会罪恶的低气压。而更主要的则是政治的低气压。阴雨的连绵增加烦闷。它是色彩，却不就是基本。
我希望导演能把这一点强调出来。应该在生活基础上，明朗剧作者一贯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些可怜人的确全有半殖民地大都市小市民的软弱性、甚至于劣根性，剧作者也都写出来了。但是他们不就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他们的苦恼是和生活上那些矛盾分不开的。比较重要的人物不去说了，看看“李陵碑”这个老报贩，就知道他的嗜酒直接和一二·八之战有关联，不是他的儿子死在一二·八之战使他心碎，而是白白死掉使他心碎。看看黄家楣这个洋行职员是怎样失业的？由于他倔强，不肯伺候买办和外国老板的嘴脸。性格倔强的人，在这半殖民地大都市，不是失业，就是失业之后，饥寒交迫。谁能说年迈耳聋的黄父不倔强吗？谁能说施小宝这个身分不明的上海滩头女人不倔强吗？他们都在演悲剧。而杨彩玉这个“循良的”家庭主妇，在戏里责备前夫是“一个弱者”，忘却了自己更是一个弱者。但是，朋友，她甘心作她所不屑的弱者吗？怪她，也不好全怪她。她给我们留下复杂的感想。呜呼！这就是可恨的旧社会。
能不联想到买办阶级的政治罪恶？匡复和我们见面，这个蓬头垢面的前夫，是坐了十年牢狱、再到人世的一天。
连他这样不屈不挠的革命志士，在戏里面对着丑恶的生活，也起了颓丧的心情。年纪大的人们，饱经风霜，最易畏缩不前。但是剧作者不许他的戏沦入低调。时代也不是这样的。不多几时之后，就爆发了全面抗战！而抗战的艰巨事业是以胜利结束的。剧作者的明眼看到了未来。他是乐观的。不要让他的“愁城记”、“上海屋檐下”这类灰色标题把我们骗了。它们只是标题而已。它们并不等于主题。“小先生”的出现说明了“不爽朗的太阳”随时可以冲破云团，普照天下。孩子们的歌声唤醒中年人一时蒙尘的心境。匡复丢开沧桑之感，回到革命道路去了。私人纠纷不足重轻。个别挣扎也无济于事。林志成和杨彩玉和匡复的三人之间的恋爱悲剧，就连林志成自己，也明白是反动政府和它的爪牙作成的。他不怨匡复回来。他后悔，他痛恨。仅仅恨自己，问题倒也简单了。他也不会在最后把厚望寄托在匡复身上说：“他一定也会很勇敢地为着我们这些受难的人……”他有了希望。匡复这时，对这群受难的小市民来说，成了解救他们的可能的征象。幕落时，不光是孩子们在唱，而是连大人也一同在唱：“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所以看这出戏，只有今天看这出戏，它的若隐若现的地方，也就昭然若揭了。戏里没有正面写蒋介石反动政府，但是通过具体生活，处处写到了它的罪行。戏里没有正面写号召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但是通过匡复的活动、乃至小先生的存在，我们明白是谁支持这种存在。还不说匡复大有可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当时不允许剧作者在剧中交代明白）。所以尽管气压低，喜剧情调是存在着的。歌声终于替代了哭声。
是好剧本，不就一定好演。对演员来说，“上海屋檐下”正是一种考验。戏不在一个房间发生。间间房间不是同时有戏，然而没有戏的时候，不但必须有戏，还要不妨害另一房间作戏。在台上维持潜台词，需要对人物的性格和生活环境下极深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