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木帆船运输合作社里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在木帆船运输合作社里
本报记者　范荣康
苏州河还是那样混混沌沌，大大小小的木帆船在漂着菜叶、纸片等秽物的河面上往来如梭，河岸两旁，照旧泊着许多远航归来的船只。黄昏时分，炊烟齐升，一座座后舱小灶里发出呛人的，没有烧透的劈柴的浓烟。入夜，点点灯火若暗若明。一切都好像同过去一样，但又完全同过去不一样。这是因为上海市的水上人家已经摆脱了世代相袭的贫困的道路，走上了合作化的大道。
不久以前，我访问了上海民船运输管理所和它所领导的一些运输合作社。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幅陌生的、但又是那样激奋人心的生活景象。
沿着苏州河走去，在归化路桥畔的一座竹篱笆搭成的小房子里，我找到了第五运输合作社的主任吴保和。这是一个给生活折磨得又瘦又小的老人；只有从一身干净的衣服上，还可以看出近年来日子是过得不错的。
吴保和今年五十七岁了，撑了三十多年的船，还没有挣到一块船板，至今还是一个单身汉。年青的时候，他当然也曾像其他人一样，想到过结婚。可是，他不仅穷得连自己都养不起，而且生活给他这样一种教育：“人心隔肚皮”，世界上除了自己之外，再也不要相信第二个人；对于一个船工说来，除了摇一辈子橹、顶一辈子撑篙之外，再也不要有第二个念头。娶一个好一点的老婆吧！码头上有的是流氓，怕出事；随便娶一个吧！又怕跟别人跑了。赶到解放，吴保和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结婚好像迟了点。这位老船工把几十年的精力，献给了那些在水上苦了几辈子的船家。成立合作社的时候，大家选他当了主任。
在第五运输合作社里，还有一些人，他们的遭遇，用刘孝礼的例子来说明，是最妥当的。刘孝礼的一家，从祖父辈上就是撑船的。他的父亲生在船上，老在船上；他自己也是生在船上，长在船上，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祖孙三代，一辈接着一辈，省吃俭用，经营着一条船，到头来依然是头无片瓦，脚无寸土，他们仅有的，还只是一条船。有船当然比没船强。可是，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船老大，船老大，一到修船，急得鬼喊”，一年一度的修船，对于刘孝礼一家说来，仍然是一场严重的灾难。修一次船，少不了欠一身债。到参加合作社时，第五合作社有半数社员都欠债，最多的欠一千七百多元。这个债务，对单干船民说来，是永远还不清的。
水上人家的生活就是这样：没船的，盼着自己有一条船；有船的，愁着修船。他们同船打了几辈子交道；船也苦了他们几辈子。
建立合作社，已经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然而，对于每一个船工、船民和他们的家属说来，这一切都同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在他们的祖先的生活里，都没有过建立合作社的事情。在那些日子里，建社，成为船头船尾、男男女女议论的中心。有的挂国旗，悬毛主席像，放着鞭炮，迎接入社；有的听到批准入社的消息，高兴得放声痛哭。第五运输合作社陈永桂、刘翠花夫妇俩，苦了一辈子，赚来的只是一件百纳衣和九百元债务。他们申请入社，合作社筹备委员会的干部上船察看船只，刘翠花拉着干部的手，声泪俱下地说道：“这下我们的穷根子真正拔掉了。”
然而，也有一些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经验里，找不出应该怎样对待“入社”这件事的答案。他们犹豫、傍徨，甚至下过不入社的决心。第四运输合作社的徐连庆，就曾守着自己的船恋恋不舍，心想：“苦了一辈子才弄到一条船，在入社申请书上盖一个章，船就没有了。我是决心不入社的”。可是，最后，就连徐连庆这种“决心不入社”的人，也看透了单干船民永远摆脱不了修船欠债、欠债修船的“走马灯”似的命运，而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
千百条船只参加了合作社，人人都要求合作社体现优越性，每个人对优越性的理解又都不一样。欠债的，要求合作社替自己还债；船破了的，要求合作社替自己修船；缺少工具的，要求合作社替自己添工具；有病的，要求合作社替自己治病；要生孩子的，要求合作社不再让自己在小匣子似的船舱里生育……合作社的优越性再强，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满足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要求啊！
在第二合作社，就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分配问题。第二合作社原来采取“死分活值”的分配方法。在入社时就根据每个人的技术高低，劳动强度的强弱，劳动态度的好坏，评定了等级，确定了每一级的工分是多少，再根据全社每个月的收入多少，来确定每一个工分值多少钱，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分配方法，大体上说，还是公平的；但实行的结果却引起轩然大波。原来有些人钻了这个制度的空子。反正等级评过了，工分确定了，干不干、干多干少，一样拿钱，有的便半泊半航，三天的路程五天才赶到；有的航行归来，迟迟不去报到。领工资时，大家意见纷纷。社主任深怕这样下去，好社员也给带坏了，合作社会给搞垮；经过千思百虑，实行了定额分配制度，多劳多得，才稳定了人心。
第二件是修船问题。一参加合作社，人人都要求修船；不但要修，而且要修得好，修得漂亮。社干部不可能熟悉每一条船的情况，又没有调查研究，来者不拒，有时候几十条船搁在岸上修，不但影响运输，而且修船费大大超支。一算账，向银行贷来修船的钱，要到1958年才能还清。这时候，想控制一下也来不及了。“修了他的，为什么不修我的？”社主任的周围，经常是这样的争吵。民船运输管理所的同志帮社干部向社员们交了底：社里有多少修船费，能修多少船，不办好合作社能不能满足修船的要求？这才把一场风波平息下去。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几个合作社里都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曾经动摇过合作社，但也教育了合作社的全体成员。它使社员们懂得，合作社比起单干来虽有无比的优越性，却不是一座天然的宝山，可以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一切希望都要依靠在合作社里好好劳动，把合作社办好才能做到；它使得合作社的干部们懂得，合作社办起来了，并不等于万事大吉，任何工作上，制度上的缺点，都可能动摇合作社的基础，对于合作社说来，同改进工作同样重要的，是改造人。
我去访问这些合作社的时候，这些合作社已经经历了最初的风暴，稳定下来。生产毫无例外地都有了发展，大部分社员增加了收入。合作社的管理也开始走上正轨。一些新人新事，在社员中间传诵着。合作化的优越性已经多方面地显示出来。
我想找一些社员谈谈他们对合作化的体会。第二合作社的主任陶芝茂建议我去找找朱文寿和刘古华。陶芝茂说：合作化的优越性除了表现在生产发展，修船不愁，社员收入增加，生活有保障等方面以外，还表现在万一航行中出了事故，把船撞破了，合作社可以想办法。陶芝茂也是一个老船民。前几年他在船民协会工作时，曾经亲手处理过几件航行事故。那时候船民还是单干的，遇到这种灾难，简直没法应付。有的借债修船，有的只得把从水底捞起来的船板当劈柴卖了，扶老携幼，另找出路。不久之前，第二合作社的朱文寿和刘古华都翻了船，情况就不一样了。合作社帮他们修好了船。陶芝茂说：他们对合作化的优越性会体会得更深些。
不凑巧，朱文寿和刘古华都出航去了。我想，也好，随便找些普通的社员谈谈，也许更有普遍意义，便信步走去，跨上一只紧靠河岸的、半新半旧的木船。这船上共有四个大人、五个小孩。四个大人，是郑盛铭、郑盛银兄弟俩和他们的妻子。前舱里，熟睡着郑盛银的大儿子，身上盖着一床新棉絮的被子，后舱里，妯娌俩给孩子们赶做棉衣。日子过得像是还可以。
可是，同郑家兄弟谈起来，他们的牢骚还不少。孩子多，又常闹病，总使他们觉得钱少。合作社里的一些事情，也让他们不满。郑盛银说船上的桅杆已经开始烂了，船板也老了，踩上去，像是要断一样，可是社里不让修。工具也缺，社里也不让添……
听他们说话，牢骚满腹，我就问道：“那么，参加合作社也没有多大好处啦！”
这一问，大家都笑了。郑盛银说：“话不能这么讲。合作社有些事情虽办得不妥，在社总比单干强。不说别的，入了社，什么事情都有人管，这就比单干强多了。”
郑盛银的这个结论，倒是反映了上海民船运输管理所领导的一些合作社的客观情况：尽管合作社还不能满足社员们的要求，但走合作化的道路，对大多数社员说来，已经是坚定不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