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业尖兵历险记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井业尖兵历险记 本报记者　康伟中
从9月中旬起，大兴安岭就开始落雪了。高大的落叶松、樟子松和笔直的白桦树上，挂满了一溜溜银色的冰凌。气温下降到零下十五、六度。往日奔流喧闹的溪涧封上了一层冰，森林里是这样的肃静。
这时候，林业部第一森林调查队测量中队的队员们，已经结束了森林面积的测量工作，准备赶到马伦，乘船回哈尔滨过冬。在这严寒的日子里，他们谁的身上也没有一件棉衣。但是他们走着、唱着，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胜利者的欢乐。
怎么能不高兴呢？这一年虽然吃些苦，但工作成绩比那一年都好。
队员们按照预定的时间赶到了马伦，在码头附近搭下了帐篷，住下来等待由漠河下来的轮船。等了一个多星期，10月6日上午，开往哈尔滨的“北安”号轮船终于下来了。
“请停一停，我们是森林调查队的队员，急需乘船回哈尔滨。”
“不行啊！船已经满载了，气候不好，再上人就危险了。”船开走了。
他们非常失望。听说在漠河还停泊有“沈阳”号客轮和“鞍山”号货轮。这两只船算是最后的一线希望了。
一场大雪又开始了。狂风卷着雪花，掠过大兴安岭，掠过黑龙江堤岸；西伯利亚的寒流，随着狂风袭来。这样的气候，这些穿着单衣、单鞋，戴着单帽的队员，不用说站在外边待一会儿会浑身打颤，就是走进帐篷钻进被窝，也不觉得有暖意。
“我们不能躺在帐篷里消极等待，”芦彦允队长说。“要组织一只巡逻组沿江巡逻，在船到来之前通知大家，免得临时措手不及。”巡逻组成立了，大家冒着寒冷，沿江轮流放哨。
“‘沈阳’号来了！”巡逻组声嘶力竭地喊。一会儿，队员们齐集在码头上。
但是，船开走了。因为江岸结冰，靠不了岸。
又一个漆黑的夜里，最后一只船——“鞍山”号货轮到了。聚集在码头上的人们沸腾起来。
这是只巨大的货轮，后边拖着一长串的拖轮。因为拖轮太长，转不过弯，不能停船，所以这只船也没有停留，径自走了。
多日来怀在心头的希望破灭了。大家低着头，默默地回到住地。
这一夜在床上翻来复去，谁也睡不着。
第二天，召开了队的会议。有的人提议向苏联请求过江，然后再坐火车到黑河。有的建议打电报给中央，要求派飞机来接。有的主张干脆在这里住下，等明年解冻开船再回去。
围绕这三个办法，逐个地进行了分析。第一个办法好是好，但它牵涉到外交问题，而且也无法联系；即使联系好了，江里跑的是大冰排，船只不好通行，还不是白搭！第二个办法，给中央联系派飞机来，但这里没有飞机场，派来飞机无法降落；森林、山野没有道，派汽车也无用。第三个办法更不行，因为队里既无冬季装备，也无粮食储备，在这里熬过冬季，不是冻死就会饿死。更主要的是，大家都想早点回去作内业设计，制定明年工作计划，而这些工作在这里是不易完成的。
讨论来讨论去，那一个办法都不好，最后想出了唯一的办法——步行突围。由马伦步行到黑河，险境就算突破了；因为从那里可以乘上汽车返回哈尔滨。从马伦到黑河，算算有一千五百里地，尽是丛林、河流和峻岭，道路崎岖，不遇意外，走一个月算是好的。大家下了决心说：“从明天起咱们突围吧！”可是突围有突围的困难。天气一天天冷了，穿着单衣、单鞋，别说走一个月，即使十天也会冻死在路上。真幸运，马伦那家合作社，把仅有的十多斤棉花卖给了他们。拿着棉花，把队上有病的、身体弱的队员装备了一下。其余同志说：“没关系，咱们在路上跑得快快的，说不定会出汗呢！”这一路人烟稀少，走上一天、两天，都不一定会碰见一家两家的。为了解决吃饭问题，除随身带一部分粮食外，并分作两路走：一路由芦彦允队长带领，穿森林过去；一路由辛铁珠带领，沿黑龙江走。这天晚上，同志们往单衣里絮棉花，打行李装粮食，整整忙了一宿。
那是个灰蒙蒙的早晨，山鸡还没有叫，朝霞还没有露头，林业尖兵们由马伦出发了。一出门，身上冷得直打颤，上牙磕着下牙，“格格”作响。为了抵御严寒，队员们像运动员一样地赛起跑来。
太阳刚刚露头，队伍到了盘古河，这条河有五十多公尺宽，两岸都结了冰，河心哗哗地流着冰排。
“怎么渡过这条河呢？”大家正在忧愁，突然，透过迷蒙的晨雾，隐约地看见对岸冰层里停泊着一只小船。大家正在想办法把它拉过来，蓦地，共产党员王贵权惊喜地说：“办法有了，这里有三根木头，用绳捆成木排，渡过去把它拉过来。”大家拍手称好，于是，有人忙把行李绳解开，把木排绑扎好。勇敢、机智的王贵权，越过岸边冰层，猛地把木排往前一推，一个箭步，跳上了木排。好险啊！木排一时失去了平衡，东摇西幌，差一点把他掉到河里。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当他划到对岸，拉过小船时，他的脚和腿已经被水浸湿。有了这条小船。队伍顺利地渡过了这条河，继续向前挺进了。
夜十时，他们到了离马伦九十里地的开库康，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但谁也没有吃饭，躺在帐篷里像死人一样睡着了。
第二天，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继续前进。一条叫“锡尔根”的河流又横挡在面前。它一点也不比盘古河好过。他们找到了一只小木排，每次过两人，河里的冰排和木排冲激着，激起了浪花，溅湿了大家的衣服，过河后，每人都成了硬棒棒的冰人。
本来，作林业工作的，对山岳、林木、河流、风雪是热爱的；但是，现在却处处感到它有意给人折磨和威胁。队员宋恩贵同志，因为有病，爬不上山，渡不过河，抵抗不了寒冷，掉队了，留住在三河站。更多的队员，精神疲惫，脸色发黄，腰酸腿疼，脚下磨出了黑紫黑紫的血泡。在他们的前面还有一千三百里地，像现在这样的速度，再走二十天，也未必能到。问题不在时间的长短，他们没有冬季装备和缺乏粮食。真是困难啊！
这时，远处传来“嗡—嗡”的飞机响声，大家都惊异地探头了望，一会儿功夫，飞机越过丛林，飞到这个小队伍的头顶上。它盘旋过来，盘旋过去，说什么也不离开他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大家正在猜测着；突然，它掠过树梢，俯冲下来，把一卷白东西抛下来了。大家捡来拆开一看，原来在腊纸里包着一个纸条，那上面整整齐齐地写着三行俄文字。真可惜，队伍中间谁也不懂俄文。有的猜说：“可能是救我们的。”另一个人不同意：“救我们，不会俄文，谁懂！”另一位又提出质问：“就说苏联飞机来救我们，那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更多的人认为：“兴许是护林防火的侦察飞机，到我们这里想探听点什么消息。”总之，大家都摸不着头脑。
奇怪的是，这架飞机仍在队伍的头上盘旋，并且更低了，侧身就看清了驾驶员。辛铁珠拿了那张纸条，向他摇摇手，表示不懂。飞机好像懂得了他的意思，一闪就飞走了。
第二天，队伍仍继续前进，大家都把昨天发现飞机的事，当成新闻谈。正走着，忽然又有一架飞机抵临了，盘旋一圈后，又投下一件和昨天一样的纸卷。打开一看，上面用中文写着：
“同志们：
假如你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请在这里不要动，下午二时至三时，苏联来飞机接你们，你们燃起一堆火作信号，我们好来找你们。”
当队员们挥手示意的时候，飞机飞走了。此刻，他们是又惊喜，又怀疑。领队辛铁珠问道：“咱们不是作梦吧？”一位同志答称：“你手里拿的不是人家送来的信？”另一个问：“飞机能不能在森林里降落？”有位同志答称：“今天下午三点钟你的‘谜’就破了。”大家津津有味的谈论着。
终于远方隐约地出现了细微的响声，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人们张大了眼睛了望。果然，打江那岸飞来了两架活像蜻蜓似的飞机。他们赶紧点着火，飞机渐渐下落了。
“这是什么飞机？”
“这不是我们在苏联画报上看到过的直升飞机吗？”
飞机慢悠悠地下降。从机仓内走出了四、五个身体魁梧、个子高大的人。一个个子细长的中校军官抢前一步，通过翻译问：
“你们是森林测量队吗？”
“是！”
“像找人参似的可把你们找到了，已经找了你们五天啦，我们是奉莫斯科的命令来找你们的。”中校声如洪钟的说。
这时，队员们含着激动的热泪一齐奔向苏军中校，拥抱啊！接吻啊！
苏联同志们都拥向前来慰问他们。“你们辛苦了吧！”“冻坏了吗？”“饿了吗？”大家真像受到哥哥对弟弟那样的体贴和温暖。
这天，载走了十五个人，第二天早晨，又飞来两架飞机，把留下的十五个人全部载走了。在路上，大家才知道这是苏联政府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派飞机营救他们的。原来，在北京的林业部了解到黑龙江已经封冻，大兴安岭的森林调查队还有部分队员没有回来，便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请求。苏联政府立即答应了这个请求，由阿穆尔州的边防军执行了这个任务。在极恶劣的气候下，找了好几天，终于在森林里发现了他们。
在这一批人下飞机后，辛铁珠又和苏军少校一块乘飞机去找芦彦允同志那个队，少校同志工作得非常认真、负责和仔细。当他们乘坐的飞机飞临大兴安岭上空的时候，他决定沿着这个队走过的路线，从后边一站一站追过去，因为他估计到这样的坏天气，队员没穿棉衣，一定会有病号拉在后面。一点不错，芦彦允队已经走了七天，每天只走五十里地，已经有三个病号拉在后面，其余同志到十八站时，也都疲乏得走不动了。当飞机降落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示感激。最后，这五十一位测量队员，就是这样被苏军从危难中救了出来。苏联同志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人们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当这支队伍分批到达梦格达嘎其镇时，当地党政负责同志对他们非常关心，在生活上给予了充分的照顾，还请他们看了电影。第三天，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梦格达嘎其镇，乘火车到海兰泡，然后渡江到黑河，由那里返回了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