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要和平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人民要和平
澳大利亚作家 迪姆芙娜·古沙克
七年来，我到过许多国家。现在，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尽力把澳大利亚和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非洲和美洲、西印度群岛和东方寄来的报纸和信件里所透露出来的消息凑合一起，我发现，许多政府的政策与人民的愿望是截然相反的。
除掉好战的官方公报和侵略行为外，我常常看到南北半球和东西方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只要和平和友谊。人们旅行的地区越广，遇到更多的遥远的国家的人民，就愈清楚地看到各处人民要求和平的一致愿望，他们知道他们从战争中只能得到悲哀和苦痛。
像沙米维尔，他住在克里斯托贝尔·高龙，巴拿马运河西口的一对双生市镇之一。沙米维尔是个黑人，他的父亲同别人一起由牙买加来此建造巴拿马运河。他离开牙买加，是由于在那儿不能维持生活的缘故。
“但是有什么用呢？”沙米维尔摇着一双厚大的黑手问我。“我在这儿也不能维持生活。我四十七岁了，但我还结不起婚。”
沙米维尔不了解我为什么宁可观察这个土著城市的肮脏、拥挤的贫民区街道，而不愿在美国区的广阔而时髦的林荫道上消闲，赞美那些为美国军政官员建造的巍峨奢华的住宅。对比的悬殊像昔日的上海，也像今日的那不勒斯港。在那儿，有许多时髦的住宅建造在临海湾的陡峭的山坡上，而在不远的地方，许多那不勒斯人住在不卫生的洞穴里。那不勒斯是美国地中海舰队的基地。
战争并不能帮助沙米维尔。虽然他得了较多的钱，但物价上涨得更高，使他的生活过得更坏。他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但他一个开了一家很小的饭铺（在这铺子里我们吃到一顿美味的很辣的红椒辣炒肉）的巴拿马朋友，却很明白，他知道巴拿马和邻国的大多数人民为什么穷苦。我从他那儿认识巴拿马的政治。我从沙米维尔那儿知道了巴拿马人的生活，他们都是和他一样的苦。他沉思地说：“我愿有一座小屋、一个花园和足够结婚用的钱，不要打仗。”
在牙买加，我找到一个当地的医生，他真切地知道西印度群岛为什么这样贫穷。从所有这些岛屿中（散布在加勒比海的四周的美丽的珍珠），我也看到同样的穷富对立，这种对立人们可在每个殖民地区见到。我在各处都能听到用不同方言表达沙米维尔的希望的声音。
我遇到英属圭亚那人，他们十分清楚：只要仍居于殖民地地位，他们就希望不到繁荣与和平。
他们说：“事物必须改变，但是是和平的和合乎宪法的改变。”
让英国人知道，他们的军舰和运兵船开进加勒比是错了。
危地马拉人也有同样的思想：和平地实行立宪的改变，是条道路。美国飞机运来许多乘客，这些人是杀人犯，让他们知道，他们也错了。
可怜的沙米维尔！在石油、水果和糖垄断统治的加勒比海沿岸诸国度内的其他千百万个沙米维尔，他们只要求一座小屋、一个花园与和平。
去年春天，当我走过罗马的街道，到处看到标语，宣告：“战争是我们买不起的奢侈品”的时候，我想起了沙米维尔。这些话是格隆基总统在访问美国时向美国国会说的。从意大利的南端到北端，我曾听到用不同方式表达这个同一的思想。
在一个小小的渔港里，我度过了冬季，听到农民和渔夫的痛苦与真正的饥饿的故事，我现在还仿佛能看见我的朋友奥格斯图，他是一个中年男子，吃过法西斯主义的苦头，在埃塞俄比亚打过仗，当盟军反攻时曾被迫疏散，和七个孩子在山上挨过饿。美国飞机把村庄炸成平地。如今，十二年过去了，可是农民还是住在茅舍里，因为正在建筑的屋子对他们说来是太昂贵了。
一天下午，奥格斯图看着一队意大利战斗机从高空飞过，说：“啊！战争准备很充分，然而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吃得饱和过和平的生活。”
被霜雪冻坏了早秋作物的农民跑来跟我说：“我们能怎么移民呢？这儿连吃的都没有。”
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意大利警察开枪射击两个农民，当他们和其他的人一道走向议会要求“面包和工作”的时候。
从意大利的一端到另一端，从贫困交迫的农民到富裕的自由职业者，我从来没有听见他们当中有谁高谈战争。例外的是，只有带着憎恶的口气才会谈到战争。报纸表达了人民的愿望，用大号标题刊登教皇庇护的圣诞节祝词，他在祝词里谴责使用原子武器。二十年的法西斯压迫，三年的纳粹占领，永远存在的二百万失业人口（在冬季增加为四百五十万），除了指望和平与和平带来的贸易之外，意大利再没有任何希望了。
在法国，我和各种类型、各种宗教信仰的家庭共住过。越南战争期间，我还在法国，任何时候，除了“肮脏的战争”之外，我没有听到别的话。
当法国议会第二次辩论重新武装德国问题的时候，我看到人民从法国的四面八方涌入巴黎。他们成群地来：从工厂里来，从学校里来，从铁路城镇里来，从大学里来，从农庄里来。他们成双成对地来；他们千百个一齐来。有儿子在反纳粹主义的战斗中牺牲了的妇女；有千万个在抗战中丧失了丈夫的寡妇；有儿子和丈夫死在德国集中营和毒气室里的双亲和妻子。在12月的刺骨的寒风中，在雨雪的淋打下，群众聚在议会大厦外面，从清晨直到深夜。他们无尽地排着队伍，以便会见他们的议员。
最后，在英美的不可容忍的压力下通过重新武装西德的法案的时候，众多的警察部队完全包围了议会大厦。在到飞机场去的路上，我问出租汽车的司机：“为什么？”他说：“他们害怕了；他们知道人民不要战争，而一个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就意味着战争。”
从法国的一端到另一端都涂着这样的标语：“美国佬滚回去”。当一个美国朋友（他是个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走进旅馆里他自己的房间时，他的手提箱也插上了小旗，上面写着同样的标语。这个标语还时常伴随着另一个标语：“打倒战争”。
在文艺欢迎会上，在法国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在农民的家庭里，在火车里，一旦提起了新战争的可能性的当儿，人们的情绪便猝然迸发。
我居住的楼房的一位七十岁的看楼的老太婆问我：“法国在两次大战中被弄得骨枯髓干，又被五年的纳粹占领蹂躏过。在北非的战争中，我们得到了些什么？我的父亲死于1870年的战争中，丈夫死于1917年的战争中，儿子死于上次战争中。我得到过什么呢？在北非战争中得利的只是富裕的‘殖民集团’。对我们来说，物价是上涨了。我的女儿和她的丈夫找不到一间屋子，只好和他们的孩子住在旅馆的房间里，旅馆主人收很贵的租金，这是由于政府在战争上花费千万亿法郎，而在房屋上没有用足够的钱。至少让我的孙儿孙女们得到和平吧。所流的血已够为他们取得和平了。”她掉转身来，快步走进她的房间，免得我看到她流泪。
在小村落里，跟在法国的大城市里一样，我曾看到许多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要求停止殖民战争。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去的法国军队，大批地暴动了，阻止火车，捣毁交通，那些开出军队列车的车站被广大的人群包围了，阻止军车开动。有一股活跃的法西斯分子，这股人虽然不多，但当它攻击民主力量的时候，警察却掉头不管。
在荷兰也是这样。六年以前群众曾经抗议派遣军队到印度尼西亚去。男孩子们拒绝上船。新兵和游行示威的人被监禁了。斗争却从未停止过。
西德学生早就议决：光是很好的声明是不够的，必须包括行动才行。因此出现了反对重新把德国军事化的计划的大示威。运动还在继续中，最近的几次示威，要求美国军队撤走，因为在美军占领的中心地经常发生谋杀、强奸和偷窃案。
绝大部分政治落后、思想被毒化了的美国军队甚至还不能蒙胧地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事。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在一家法国咖啡馆里对我所说的：“他们叫我们回家，我们是被派遣到这儿来保护人民免受共产主义奴役的啊！但是，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发现人民憎恨我们更甚于憎恨‘共产党人’。在美国，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们都听到红色中国的威胁。但是，在巴黎、罗马、伦敦和十多个其他城市里，对中国京剧都着魔了。我们的议员告诉我们关于俄国要向我们扔炸弹的恶梦，但是我们所到的欧洲任何地方，都似乎有成群结队的俄国旅行家。你说，那是什么意思？”
我用单音字告诉他，“那种意思”是什么。我确信他不会相信我。但当我们互相点头告别的时候，看来他是在思索了。
人们听到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渴望和平的心情。我在瑞士遇到两个富裕的希腊人，他们对我说，现行的美国所强加的所谓“防御”政策败坏了希腊，污辱她的民族愿望，驱使她日益深陷入贫穷和失业中。
他们说：“战争将把我们一起毁灭掉。我们需要同一切国家和平和友好，以恢复我们的国家。”
和其他参战国比起来，两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的影响都比较轻。但是，尽管他们是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财富来自对殖民地的剥削，老百姓却越来越清醒了。从现在的抗议可能终于导致行动。甚至在保守的人的意识中，也逐渐有这种看法：在英国的土地上出现这许多美国原子轰炸机基地，意味着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他们将是首先遭殃的国家。
马来亚的战争、对英属圭亚那的民族运动的镇压和对怯尼亚与塞浦路斯军事占领的开始，并没有引起像在法国和荷兰那样的广泛的积极的抗议，但口头抗议的范围正在扩大。
我的向导人问我：“我在非洲四年，得到什么呢？腿上负了伤，没有抚恤金，住在一个阴湿的地下室里，物价常常高于我的工资，还有再被征入伍的经常威胁。谢天谢地，我不要战争！”
女管家在打扫我的房间时停下来，靠在扫帚上，倾听无线电广播新闻，新闻里报告新战争的威胁。
当我关上无线电时，她说：“我经过上次大战的苦难以后，假如再来一次战争，我将投河自尽。”
我正在拜访的一所美丽的乡间房屋的居住主人，当巨型的轰炸机怒吼着飞向数哩外的基地上去的时候，他望着空中沉痛地说道：“我的祖宗在这儿居住达三百年，而现在我怕要卖掉这所屋子了，因为日夜都没有安宁，美国军队已经使这个区域成为不适于居住的地方了。”
我不作声，要听听一个保守的地主在想些什么。
他继续说：“两次大战我都参加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将会看到这样的一天：我竟不能在公地上行走，因为它上面飘扬了一面外国旗。”我不以为他会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但作为一个英国人，他的爱国心是被深深地损害了。他说：“这种事情使我想到：我们的政策当中有不对头的地方。”
在离开伦敦的前几夜，我跟一个尼日利亚朋友谈话，他对我说，甚至保守的尼日利亚人也逐渐达到同样的结论，他们看到他们的彻底的民族独立的希望正受到殖民主义的挫折，这种殖民主义在不同的名义下常常继续保存下来，而且常常当人民的要求愈坚决的时候借助于武力恐怖。
他说：“我们的人民只要求有创造自己的未来的自由与和平，而过去以我们的天然财富的形式夺去的我们的钱和浪费在‘防御’上的亿万镑，足使我们有教育我们94％的儿童所需的学校。他们没有学校可进。”
我的在纽约、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的朋友，在他们的信里说的都是同样的话。他们天真得令人出奇。他们之所以选举艾森豪威尔，是因为他答应他们在朝鲜实现和平。然后他们发现有个国务卿，他要使世界濒于“战争的边缘”上。他们被课以重税，以保卫他们自己免受虚构的俄国侵略。而苏联却坚持：禁止核子战争、停止核子试验，并建议签订互不侵犯公约。
一位美国妇女对我说：“在萧条期间的三十年代，我们经历过恶劣的时候。我的丈夫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我才结婚不久。现在我的儿子已十六岁了，而我生活在恐惧之中，怕他被征入伍参加另一次战争。为什么你会不了解我们和你们同样地渴望和平呢？”
美国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证明了，绝大多数人赞成谈判。一位美国大学讲师要求我：“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我吧。”从世界各地寄来许许多多的信件，向我作同样的请求。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地球各处的朋友们。他们的面孔像电影一样连续闪现在我面前。我的澳大利亚朋友们写道：“我们的全国和平大会是一大成就。上千名代表来自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表了社会各阶层。”一位锡兰妇女的迷人的侧影，她用音乐般的声音说：“我们要和平，这样我们才能建设一个自由、繁荣的国家。”一位加尔各答妇女的黝黑而英气勃勃的面孔，她献身于为各民族之间的友谊而奋斗的斗争。一位中产阶级的英国妇女的强壮、骄傲的脸庞，她是我亲爱的朋友，她把她的时间、她的生命和她的金钱都贡献给和平事业。
我听见用各种语言呼喊“和平”这个词儿。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一个词儿。因为和平意味着缔造一个我们所需要的世界的自由。
（本报特约稿　方达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