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植棉技术中看祖国农学遗产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从古代植棉技术中看祖国农学遗产 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　王缨
在我国各主要农作物中，以棉花的引进较迟。古代我国人民的服被原料主要是靠丝麻，宋末元初（约当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用棉才逐渐普遍。到了十四世纪初期，棉花即在长江、黄河流域各省种植，棉纤维即在多方面代替了丝麻，已呈“不蚕而绵，不麻而絮”之势。
我国中部各省的植棉历史虽还不到千年，但由于我国是个农业古国，在棉花未引入前，即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农业经验，待棉花引入后，将已有农业经验具体用之于棉花，加以发挥创造，即形成棉花增产技术，所以我国棉花栽培学遗产仍是相当丰富的。
自1273年元代司农司撰的“农桑辑要”起，我国便有了专门的棉业文献，明、清两代的棉业文献更多。这些文献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汇编性质的，另一类是总结性质的。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中的“木棉部汇考”、钦定授时通考中的“木棉”和广群芳谱中的“木棉花”等属于前一类，而农桑辑要中的“木棉”、王祯农书中的“木棉”、群芳谱中的“棉谱”、农政全书卷三十五的“木棉”和植棉纂要等则属于后一类。
除以上各农书外，在游记、传记、诗咏和各棉区地方志中也可以找到一些零碎的棉花材料。又由于棉花也是一种中药药材，所以在本草典籍中也可以找到有关棉花的记载，如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即有一节谈到我国棉花的起源和种类。
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植棉业的重要依据，只可惜有些宝贵材料如张五典“种棉法”、徐光启“吉贝疏”和农遗什疏等，据目前了解，可能已是失传了，这是个很大的损失。
这里，由于篇幅的关系，不可能对我国植棉技术遗产进行全面的论述。仅就作者所知，举出下列数例略加说明。
如在棉田耕作方面，我国很早就知道棉田应早耕、深耕，明末王象晋群芳谱即主张在拾花完毕后，立刻拔去棉杆，随深耕之，以便“令阳和之气掩入土内”。在较干旱的北方地区，为避免跑墒，耕后应“随捞平，不致风干”（见前书及清张宗法三农纪等书）。而对于南方稻棉轮作区，收获水稻后，即行秋耕，而在耕后，“不宜耙细，须大墢岸起，令其凝冱，来年冻释，土脉细润”（见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春耕时再耙细，这一区别对待办法，至今仍为南北棉区所采用。
在棉田作畦方面，尤为细致，古时棉田多为窄畦，每畦仅植棉一行。如农桑辑要主张：“每畦长八步，阔一步，内半步作畦面，半步作畦背”。农政全书还主张在作畦后，播棉前，锄地三、四次，以使土细、草净、畦面平整。并说：“锄白一当锄青二，去草自其芽蘖故”。
清道光年间的耕心农话提出两畦间设一畎一畛（埂子），畎便于排水，畛便以立脚，再利用开畎的土加于畦背上，又利于通风。但古时也有作宽畦的，如农政全书载，当时余姚海堧（即海边）的畦宽为一丈，畦面“中高旁下”，畦沟深广各二、三尺，这样也能便于排水。
棉籽种皮较厚，出苗较难，所以很讲究种子处理技术。对于这点，古人也早已掌握，如农桑辑要即称：在播棉前，用水淘过子粒，堆于湿地上，瓦盆复一夜，次日取出，用小灰搓得伶俐，然后播种。“瓦盆复一夜”，较能保温保湿，增强催芽效力，小灰拌后便于播种出苗。十四世纪的农桑衣食撮要和明代的便民图纂，则主张先将棉籽浸湿，以灰拌匀，待生芽后，再行播种。
作于十八世纪中的农圃便览和御题棉花图，还载有开水汤种办法，说：棉籽先用开水泼过，再用雪水、草木灰拌匀，然后播种。对棉籽开水汤种一法，有不少人以为是从外国传入的，而不知我国早已将此法用在生产上了。
对于适时播种的道理，古人也很了解。如农政全书引张五典种法说：“种不宜晚，晚则秋寒，早则桃多不成实，即成亦不甚大，而花软无绒”。群芳谱也说：“种不宜早，恐春霜伤苗，又不宜晚，恐秋霜伤桃”。究以何时播种为适呢？农政全书提出具体时间，说棉花播种期以“清明前五日为上时，后五日为中时，谷雨为下时，决不宜过谷雨矣”。清康熙年间蒲松龄所著农蚕经中说：“大约在清明谷雨间，酌其冷暖，略早种之，苗虽不肥，而节密桃多，晚则苗虽盛而桃稀”。此外在其他许多古书中，也都主张早播。目前我国各地棉花播种期一般偏迟，古人这一提早播种，充分利用无霜期的主张，对我们研究播种期问题有所启示。
但早播多易造成烂种缺苗，徐光启分析其原因有四，即选种不精、撒播不盖土、播种太密和地力瘠薄等。同时也提出了防止早播缺苗的办法四项，即精选棉籽、增施肥料、稀植和播后盖土镇压等。另外，对于地蚕较多的地，应设法捕灭地蚕；翻绿肥的地，应翻盖均匀，以防绿肥发酵时烧种烂芽。在这几项技术中，除稀植一项有待研究外，其余各项都肯定是正确的，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古代用于棉花的播种方法也有点播、撒播和条播三种，一般多主张采用点播。群芳谱所载点播方法较详，它说：在地耕好后，于播种沟内，隔一尺作一穴，于穴中浇水一、二碗，待水渗入土后，下种四、五粒，以熟粪一碗盖种，再盖土一、二指厚，用脚踏实以代镇压。对于撒播和条播的，也必须以“木碌碡”碾平，或以“石砘”砘实。
“随种下肥”能及时供给作物苗期养分，使苗期生长茁壮，并节约用肥，故在目前仍被视为先进农业技术之一。但在我国，这一方法也早已用于生产上了。如群芳谱和三农纪都主张在粪少时应“随种而用粪”，这种粪必须腐熟，以免烧种烂芽，并说若采用腐熟麻饼则甚好。
耕心农话还主张在开穴后，以熟粪拌泥，垫底下种，下种后以“秧灰”盖之，然后轻轻按实，并以微水润之。此外，作于十九世纪末的抚郡农产考略中还载有在点播棉花时，以人尿浇灌之，“并以乌灰、黄土复种”，也有用火粪盖种的。火粪盖种办法至今仍流行在南方棉区。
在棉田中耕除草方面，古人主张早锄、勤锄、细锄，要求在夏至前即锄草七遍，锄头三遍草时结合间苗定苗。如元代的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中就说：棉花“既种，须一月三薅”。农桑辑要说：棉田“锄治常要洁净”。农桑衣食撮要说：棉田须“勤锄”。农政全书又说：锄棉“功须极细密”，锄必七遍以上，又须在夏至前，谚云：锄花要趁黄梅信，锄头落地长三寸。
头草早锄这一原则，至今仍为老农所重视。古书中也都主张在棉花两片子叶时即锄头草，张五典和王象晋都一致主张：第一次锄草间苗时宜密留棉苗，以备缺损，再锄仍宜稍密，三锄则定苗。植棉纂要对锄草结合间苗说得更加具体，它把头二次留苗的多少与天气结合起来，如天气还很冷即多留，暖则少留。
锄棉还可结合追肥、培土，如张五典种法说：或锄到三遍，花苗高耸，每根苗边，用熟粪半升培植。植棉纂要说：“锄耘之法，宜近根二、三寸，将土松动，遗土即培护根下，则土松培厚，苗得行根深远，便耐旱、耐风雨”。
各项技术措施结合进行，既能同时供应作物生活所需要的综合因素。又节省人工，现代机耕技术仍以中耕配合追肥、培土，这就显示了现代农业技术同古代农业技术之间的继承关系。
十三世纪的农桑辑要一书中，即已有了关于棉花摘心整枝的记载，说棉花长到二尺高时，即应打去冲天心，旁枝长到尺半，也应去心，这样才能使棉株节不空地开花结实。至群芳谱，棉花摘心整枝在我国已经成了相当高级、复杂而细致的技术工作，该书中不仅提到摘心整枝时棉花主干及旁枝的长度，并订出密度同整枝配合的结果，应达到“勿令交枝相揉”的标准。又提出顶心或旁心应在“三伏天各打一次”，且应在晴天打去，以防雨水侵入伤口，致使棉枝溃烂。又由于棉枝生长速度不一，所以摘心整枝工作不应要求一次完成，而应当枝条长大时，“随时打去，不必例拘”。
目前我国还有不少地区不进行棉花摘心整枝，有的虽行而很不细致，不是“随时打去，不必例拘”，而是贪图省事，一次完成，往往造成减产。这种现象，与其说是没有采用先进技术，倒不如说是我国古法已被遗忘失传。
在选种方面，我国早就有选用“中喷花”（棉株中部的棉花）作种的习惯，如王祯农书中说：“所种之子，初收者未实，近霜者又不可用。唯中间时月收者为上。”此后各书都如此记载。至十九世纪末的王树善种棉法对此法又有进一步的说明，说：“摘花分三次，第一次摘后，逾半月，摘第二次，又半月，摘第三次，其第二次所摘花朵，宜拣出最佳者，以为种子”。这种选用“中喷花”办法还结合了铃选，也有记载结合株选或瓣选的。
苏联多主张选用第一批收得的花作种，因此，解放之初，有人想据此否定我国选用“中喷花”的经验。但苏联自然情况同我国不同，苏联纬度较高，生长期较短，可能只有第一批花的种子成熟比较充分。我国留用“中喷花”作种的习惯既是自古流传，且已普及全国，想必有其一定道理，绝不容轻易加以否定。
对于棉种粒选的重要性，古人也了解得相当深刻。在三百多年前，群芳谱即指出：棉籽的“陈者，秕者、油者、湿者、蒸者、经火焙者，皆不堪作种。将种时，用水浥湿，过半刻，淘出其不堪者，皆浮出水面，而坚实不损者必沉，取而使之，苗必茂”。
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还把不进行粒选或粒选不精，列为棉花减产和早播缺苗的四大原因之一，又把粒选列为增产和防止早播缺苗的主要办法。至今粒选仍为一项重要植棉技术。
此外，在浸种方面，古书中还载有用腊月雪水和鳗鱼汁浸种办法，说如此便能使棉花耐寒，耐旱，并耐风雨。在防止早播缺苗方面，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提出于棉田中先种大麦或蚕豆，然后翻入土中种棉，棉苗即能耐寒，并说这样“可先他田半月十日种”。在间苗方面，古人都主张间去过大和过小的棉苗，留用中等棉苗，说大苗虽枝叶繁茂，而结桃较少。在轮作方面，主张在稻棉轮作地区，采用“种棉二年，翻稻一年”的短期轮作制，说这样能使“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对于麦棉两熟地区，徐光启早已提出从改进麦、棉播种方法着手，来克服两熟增产矛盾，他主张采用小麦点播，棉花点播或撒播。所有这些增产技术，都是很值得我们重行研究确定的。
总之，我国农学遗产的丰富，可从古代植棉技术中窥见一斑。目前在“向科学进军”和“整理祖国科学遗产”的号召下，研究我国农学遗产是我们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在我国农学方面，解放前一味模仿欧美，崇拜西洋；解放后，部分农业工作者，唯以苏联为是，而忽视了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苏联先进经验肯定是必须学习的，但也必须了解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负有“承先启后”的大任，即承我国农学遗产之“先”，启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之“后”，希全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