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党岭山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横跨党岭山 中校　刘树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
还在1935年，那时我才十六岁，在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营二连当战士，警卫朱德总司令和总部首长。8月间，我们从西康来到川康交界的丹巴县。部队在丹巴县只逗留了两天。在那里，准备了一些行军的干粮和草鞋，就又沿着大雪山脉，向道孚、炉霍地区前进了。
我们在“整日脚不干”的河谷地带走了好几天，就到了党岭山区。远远望去，只看到天边白茫茫的一片，雪山高插入云霄。山谷里，风也变冷了，8月的天气，平原上正热着呢，这里却冷得像冬天。
天快黑的时候，到了山脚下。
党岭山在折多山的北端，海拔五千八百多公尺。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渺无人烟。山下一片望不到边际的原始森林，树枝树叶层层复盖，抬头看不见天。除了当地的贫苦藏民偶尔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打猎或采集药材外，从来没有人走过。当地藏民们传说：“活的进去，死的出来”，但谁也不知道雪山上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上级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在山下森林里宿营，准备明天过雪山。
按着上级指定的地方，各连开始宿营。我们小组长是湖北黄陂人，班里同志都喊他黄陂老。他负责找石块垒炉子，烧水煮饭吃。新战士老杨负责拾柴烧火取暖，我就负责搭帐棚。所谓帐棚，就是把一床破旧的布单子往树枝上一挂，就成了；它既不能挡雨，也不能遮风。
天气虽然很冷，我们身上还穿着单衣，大家只好围着火堆烤火。有的吃炒面，有的烤衣服，有的擦拭武器；唱歌的，猜谜的，说说笑笑，整个森林里洋溢着欢笑和歌声。正在这时候，从树林那边，突然传来一阵喊叫声。我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跑过去一看，原来那里有一口温泉，水热得烫人。这一下，我们可高兴了，大家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在这里大洗了一番。这在当时，是意想不到的最高享受了。几天来的疲劳，都被滚热的温泉冲洗掉了。
第二天天刚大亮，前进号就底底达达地响了。我们开始向雪山前进。
在一个弯曲的小路旁，朱总司令穿着一身灰色军装，面带笑容地站在那里。跟我们大家一样，总司令手里也带了一根爬雪山用的棍子。他微笑地看着我们说：“今天要吃苦啊！任务很艰难哪！同志们，咱们比赛吧！看谁不掉队。”总司令的每句话，都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我们走过他面前，胸部格外挺起，脚迈得特别有劲。总司令看着我们一个个精神充沛地走过去，脸上更是堆满了笑容，像是对我们很满意，又像是在鼓励我们勇敢向前。
顺着弯曲的小道，也不知走了多久，我们穿出了高大的原始森林，走到雪山上来了。空中纷纷扬扬地飘起雪花来。渐走渐高，雪也愈下愈大。不多久，每个人从头到脚都积满了雪。四外白茫茫一片，也看不清哪是道路，哪是山谷和深坑。前面的部队只好顺着鸟兽的足印走，后面的部队就踏着前面部队的脚印走。一个紧跟一个，脚印越踩越深，待我们走过时，脚印已经深到膝盖了。山很陡，前头部队踩松了的雪团，成堆成块地滚到我们头上和脖子里。爬了一阵冰雪铺成的山路，再回头往下看看，昨夜我们住过的高大森林，现在已在我们的脚底下，那小得像一座包谷林似的森林上空，还萦绕着朵朵烟云。我们已觉得爬得很高了，但距离山顶还不知有多远哩！
山愈爬愈高，汗水把衣服都浸透了。衣服上慢慢结成一层薄冰，嘴里鼻孔里呼出来的热气，很快就结成水珠子挂在头发上、眉毛上和嘴唇边。同志们开着玩笑说：“啊哈！咱们穿上玻璃衣，戴上水晶帽子了。”
往前走，困难愈来愈多。深雪和冷风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我们都用手帕扎在额上，阻挡强烈的雪光和冷风对眼睛的刺射。虽然这样，但眼睛还是被刺得生痛。小路上，积雪慢慢被踩化了，冻成了冰，路变得滑溜溜的寸步难行，虽然每个人都带有一根棍子，但还是不断的有人摔跟头。脚上的草鞋愈来愈重，鞋后跟也冻结了一层几公分厚的冰。不知是谁又在开玩笑：“咱们红军可不简单，都穿上高跟鞋啦！”这一来，寒冷、疲劳，又被笑声冲跑了。
行军速度逐渐慢下来。摔倒的人更多了。有人滚到路边的雪岩底下，有人掉进了几人深的雪坑。最苦的要算是马夫同志了，他们常常连人带马一起摔进山沟里，然后还要把它扶起来，赶队伍。在这困难的时刻，干部、党员、团员，都纷纷开展了体力互助。我们的连长、指导员、排长，肩上都扛了好几条枪。在牲口不能走的地方，同志们就把牲口身上的东西扛在肩上走。一些有病的同志也参加扛东西和抢救牲口。最使我们感动的是，总部首长也和我们一样在吃苦。朱总司令和我们一样，踏着深雪，拄着棍子，很吃力地一步一步往上走。见了我们，朱总司令还鼓励说：“加油啊！快到山顶了。”谁都不愿让总司令为我们操心。各个班挑起了竞赛，看谁不掉队。我们一边走，一边唱歌，碰球，猜谜语，环境虽苦，部队的情绪仍然很活跃。
在一座雪岩边上，营部一匹牲口滚到雪岩下去了。排长派我们小组去帮助饲养员抢救牲口。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把牲口和文件抢救上来。但牲口又滑倒在小路上，把路堵住了。路旁就是深不见底的雪坑，后面的部队只好从雪岩边上过去。由于过的人多，岩边上的积雪慢慢踩化了，等到小组长黄陂老同志解下牲口身上的文件，扛着过来的时候，不幸滑倒雪坑里去了。岩边上的雪随着一起往下滚，他被掩殁在深雪里。我们的小组长黄陂老同志，就这样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永远安息在雪山上了。泪水在我们脸上结成了雪花，悲痛沉重地捶击着我们的心，我们在一起共同为胜利而高兴过，在困难的时候互相鼓舞过，而今永别了。我扛起他的小马枪，迎着怒吼的冷风向他默默告别后，就和老杨一起，迈着艰难的脚步继续向顶峰前进。
离山顶只几里了。雪下得更大，狂风卷起一团团的雪，向我们凶猛地扑过来，打得人睁不开眼，张不开嘴。冷空气也愈来愈稀薄，呼吸也愈来愈困难。人也特别疲倦，全身发软无力，走一步就得喘几口气，胸口上又压又闷，想呕吐；四肢冻得几乎失去了知觉，身子摇摇晃晃的，随时随地想躺下。这时候能够躺下来休息一会该多好啊！但是我们不能够。我心里一个劲地鼓动着自己：“再坚持一会，再坚持几步，不能坐下，不能坐下！”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才能移动那两条好像锁着铁链似的又软又痛的腿。最顽强的挑夫和电台工作的同志们，现在也不行了。他们被那几十斤重的文件和机器压得喘不过气来，有的累倒在雪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前面的同志倒下了，后面的人就接过担子，继续前进。渐渐地，被累倒、被冻僵的同志愈来愈多了。有些已被雪花埋住，与我们永别了。有些还望着同志们，把用布包好的抱在怀里的枪交给还能走的同志们。从他们眼睛里可以看出，他们还想最后说些什么，但只见嘴唇动，说不出声来，光是大口大口地喘气。我们只好红着眼，默默地接过枪，继续往前走。战友们的死并没有动摇我们的胜利信心和决心，相反，每个人的心里被激起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限仇恨。为了将来的胜利，我们要活下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一定要冲出风雪，翻过党岭山！
下午四点钟左右，我们终于爬到顶峰了。我们熬过来了，我们胜利了。我们心里比打了胜仗还高兴，虽然我们喊不出来，唱不出来，但大家都能看出彼此心里要说的话。我们谁也没有停止或坐下休息。先头部队已经走远了，山顶上只有我们一些体弱掉队的和后尾部队，四外除了雪，什么都看不到。
下山时，我们变得突然有劲了，脚步迈得非常快。走不多久，气候突然起了变化，暴雨和冰雹淋头袭来。我们急忙用洋磁盆，铁铣盖住头。最舒服最保险的要算炊事员，他们把大铁锅顶在头上，满不在乎地往山下跑。冰雹和豆大的雨点打在磁盆和铁锅上，叮叮当当劈劈拍拍地直响，好像旧历年除夕夜的鞭炮一样，连珠不断。又有些虚弱劳累过度的同志，在雨雹袭击中牺牲了。
天快黑了，冰雹逐渐停止了，暴雨还在凶猛地下着。我们远远落在部队后面，心里都很焦急。大家两步并作一步地往前赶。在一些陡削的地方，我们就裹着布单、夹着枪朝下滚。全身沾满了雪，衣服也淋透了，爬起来，抖掉身上的雪，又拚命往下滚。路平一些，就用最后的几口气跑步。
我们跑到一丛树林边上，天已黑得看不清路，大家也都精疲力尽了。路旁恰好有一座藏民的石板房，于是我们就决定在这里“住”下来。石板房子的门紧关着，我们没有去惊动藏民，就在旁边烧起篝火取暖。衣服上的冰雪经火一烤，慢慢化了，全身往外冒热气，雾气腾腾的。我们围坐在火旁，边吃干粮，边谈论着今天爬雪山的事，心里悼念着安息在雪山上的战友们。
大概是我们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的行动感动了藏民，深夜，一位藏族老太太走出来。她看到我们还穿着湿透的单衣和沾满雪的草鞋，全身冒湿气，很是感动。她一边说着，一边往她的房子比划着。我们不懂她说些什么，但从她的表情和比划上看，是要我们到她房子里去住。我们也边说边比划地谢谢她的好意，劝她回去休息。我们在外面坐了一夜，虽然天气那么冷，在火边上，我们还睡得很香甜。
第二天一早，我们下了党岭山。中午，在道孚县，我回到了自己的连队，随着部队又向炉霍县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