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田变水田，灾荒变丰收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旱田变水田，灾荒变丰收
惠明深
去年12月间，我访问了河南偃师县的岳滩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里，我看到战胜灾害获得了丰收的社员们正在精神奕奕地为了争取今年的小麦丰收而紧张地劳动。
这一带连续三、四个月都是干旱天气，但是麦苗却生长得很旺盛。全社二千二百二十四亩小麦有一千七百三十多亩浇过了“封根水”，缺苗的地方正在移苗补栽，看到叶儿嫩绿而肥实的麦苗，人们哪能想到这里正在干旱之中呢？
1956年的秋季，岳滩农业生产合作社曾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二千二百七十余亩秋庄稼被水淹了一千五百亩，其中四百七十亩塌到洛河里去，几个月的勤劳付之东流了。但是社员们没有泄气。他们积极地进行了排水抗灾，使秋季作物仍有三十二万多斤的收成。加上夏季的二千四百多亩小麦空前丰收，除因雨霉烂的损失外，每亩平均实收三百七十五斤。在受灾的情况下，去年全年比丰收的1955年还增产十三万多斤。丰收的原因很多。如旱田改水田，采用优良品种，合理密植，战胜吸浆虫和风沙，分期合理施肥，等等，都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旱田改水田。可是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在岳滩要把旱田改成水田是很不容易办到的。
旱田改水田是岳滩人多少年来的理想。农业合作化后，一个冬天就实现了。
1955年冬季以前，岳滩的农民不知经过多少年的努力，井浇地只发展到五百六十一亩。水地在这里是很珍贵的。社长刘应祥诙谐的说：“从前外村的姑娘‘提媒’到岳滩，只要男方有五亩水地，这门亲事就八成中啦。”打一眼井是很不容易的。这里土层薄，底下是沙土，井筒必须全部用砖圈起来；再加上一部水车，打成一眼井不下三百元。因此过去打井的户寥寥无几。
提起水，岳滩的人们总是怀着一种既羡慕又畏惧的心情。羡慕的是井水，害怕的是河水。座落在黄河支流伊河、洛河之间的村庄，人们统称它“夹河滩”。岳滩紧临伊河、洛河汇流处，三面环水。伊河、洛河给岳滩人民带来的是“三年两灾”，谁也没敢指望过从伊河、洛河里得益。
1952年刘应祥组织了第一个互助组。他曾大胆地想到利用伊河、洛河的水灌溉田地。他看见有人在水渠上用“秤杆”提水浇过地，他就琢磨：伊河、洛河的水能不能用“秤杆”提呢？这个打算很快被自己否定了：大面积的灌溉用“秤杆”是无济于事的。
就在这一年，报纸上介绍了做成手摇水车的消息。刘应祥兴奋极了。从此，他就研究水车。1953年在县建设科发现了一个解放式水车的废旧轮子，他向建设科里同志说明了他的打算，要了轮子来。正当他满劲试验的时候，无情的水灾淹坏了庄稼。他们全力投到生产救灾上去了。1954年春天度过了灾荒，岳滩村的第一个初级社建成了，刘应祥当选为社长，秋季的庄稼长的格外好；可是，又遭受了比1953年更大的水灾。
那两年，他们是在组织起来战胜灾荒的情况下度过的，改造自然的农业基本建设还顾不到。
1955年的夏季，农业社的小麦空前丰收，每亩平均三百四十一斤（在这以前，每亩地能收到二百斤小麦，就是大好的收成）。这个振奋人心的创举把许多农民吸引到社里来了。秋天，这个三百五十二户的村建成了六个初级农业社。这时候，变旱田为水田成了合作化后的岳滩农民迫切的要求。
刘应祥重新拿起了放了两年的手摇水车来研究。在槐庙铁业生产合作社的帮助下，第一部手摇水车做成了；接着又解决了水里带泥沙的问题，用手摇水车提河水成功了。一部手摇水车一天可浇地五、六亩，比解放式水车快两倍。于是，一个群众性的规模壮阔的水利建设运动形成了。社员们根据勘查好的地形、河岸情况，宜挖引水渠的挖引水渠，不能挖渠的打透河井。三个月的时间，就开成了十三条引水渠，打成十眼透河井，安上了三十部手摇水车，地里垅起了蛛网般的流水道，扩大了水浇地一千七百五十亩，使全社水田扩大到二千三百一十余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8.5％。办这么多事，只花了一千八百元。1956年，90％左右的小麦浇了地温水、返青水、拔节水、孕穗水、灌浆水，创造了大面积的丰收。
秋季作物因地种植，玉米种的“白马牙”，稍高的地种谷子，低地种高粱。秋天遭受了水灾，社里及时组织社员排水抗灾。和水斗争了两天，挑成壕沟，使低下地里的水顺沟流到河里去，保证了一千五百亩庄稼的较好的收成。同时，社里立即组织了副业生产，并做好了种麦工作。
我在这里看不出秋季遭受了严重水灾的样子。一间一间的新房子盖起来了。集体经营的木业、竹业，一面生产，一面推销。社里的农业和副业，副业中的集体经营和个人经营，都有合理的分工，全社要在冬季副业生产中收入三万多元，可以弥补受灾的损失。
社长刘应祥告诉我：“过去一见河涨水，就打下外出的谱，水落了，任凭下地的庄稼浸到水里也没人管，经太阳一晒，庄稼就被‘煮’死了。1956年我们积极排水，救活了在往常年不能活的庄稼，减轻了灾害。那几年水灾后，政府又救济，又统销。1956年受了灾，我们社没要政府救济，也没要国家统销一斤粮食。1954年是受灾年，购销相抵国家净供应了十九万斤粮食；1955年没受灾，购销相抵，只卖余粮四万多斤；1956年也是受灾年，我们社卖余粮十五多万斤，一斤也不用国家供应。合作社有力量增产，也有力量抗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