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史料搜集问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谈谈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史料搜集问题 谢菊曾
朱契先生在去年8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应该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历史”一文，认为应该及时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史料加以搜集、整理、编纂和印行，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打下基础，云云。我同意朱契先生的意见，同时也想补充一点儿意见。
大家知道，外国银行是帝国主义对我经济侵略的先锋，可是中国境内第一家出现的外国银行究竟是哪家，我们到今天还搞不清楚。朱契先生说最早设立的是英国的汇丰银行，事实上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比汇丰要早好多年。另据若干书上记载，则知在麦加利银行之前，远在1848年就有一家英商银行从香港分设来上海，后来至1892年因营业亏折停业。但这家银行的名称，始终没有弄清楚。有的说是东方银公司（如日本人的“东亚研究所”资料），有的说是远东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出版的“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有的说是东方银行（如1937年伪“上海市年鉴”）。以后，我查考旧书，发现在前招商局总办徐润的日记里记有上海第一家银行，其名为丽如银行，成立于道光十九年（1839），云云。在“左文襄公全集”里，也有涉及向丽如银行举借洋款的奏稿。最近，读徐义生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外债”一文，文中提到崇厚、左宗棠都曾向这家银行借过外债。可见，丽如银行是第一家在中国开设的外国银行无疑。但是，问题在于，这不过是百年左右的事，已经纠缠不清，其他可想而知了。
朱契先生文中说到外国货币直接在中国各贸易口岸流通情形，但主要是指外国银元、北洋军阀时代东北的日本“老头票”和抗战胜利以后蒋管区的美钞而言。事实上，过去在华的外国银行，通过滥发纸币所掠夺的我国人民的财富，比起直接行使外国硬币和外钞来，更不知要多出若干倍。但是，到底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过多少钞票呢？我们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数字。一般书刊上虽偶有提到，但大都是根据日本人的调查资料，辗转传述。这些资料又往往来自各银行公布的全行营业报告，其中发行数字是包括其在殖民地所发行的在内，因此，无法知道在中国发行的确数。“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我国广大人民反帝情绪的高涨和外国银行信用的衰落，外国银行钞票时常发生挤兑，市上流通日少一日。但是，外国银行钞票后来虽然不再在市面流通，并不足说明已被全数收回。因为，几十年间，天灾人祸连绵不断，这些流通在外的钞票每年必有一部分遭到毁损，经年累月，积少成多，其数定堪惊人，成了外国银行的一笔看不见的巨大财源。所以如何搜集这方面的有关史料，明确外国银行在我国发行钞票的前后经过，是研究帝国主义对我经济侵略的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朱契先生文中未提到外国保险公司，实则它们同样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前驱者，而且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时间比外国银行更早。远在1835年，一家以广州、上海为业务发展对象的於仁保险公司（上海行名称做保安）即在澳门成立了总公司，次年又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广东保险公司（现在名称改为隆德），同时上海的英商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一开始就兼任外国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到了1846年英商永福和大东方两保险公司又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只要看看1850年第一期“华北捷报”的封面，就可发现许多外国保险公司的上海代理店招徕生意的广告，其中寿险、水险以及火险应有尽有。而当时上海外商银行据说已经有了一家，但尚默默无闻。这就说明，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的资格比外国银行更老。在解放以前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保险公司风起云涌，表面上似乎从外国公司手中挽回了不少利权，堵塞了很大漏巵，实则许多本国公司限于资力，每笔生意自己只保留很小的限额，绝大部分仍分保与外国公司，因此骨子里本国公司仍然是外国公司的代理人。有人估计，外国保险公司从中国掠夺去的保费每年要达英金二百四十万镑之巨。所以要研究帝国主义对我经济侵略的历史，决不能忽视有关外国保险公司方面的资料。
其次，我们还须着重搜集帝国主义垄断中国产业证券市场方面的资料。早在1891年，外人即在上海设立“上海股份公所”，从事股票卖买，至1905年进一步扩大组织，成立了“众业公所”，从此直到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夕为止，中国整个产业证券市场始终处在它们的控制之下。它们尽量利用这个机构，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液。好些人总以为，帝国主义对我经济侵略，总是挟着雄厚的资本而来，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不少是专靠中国人民的钱来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的，而众业公所正是他们在这方面的主要武器。例如美国垄断资本过去收买上海旧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和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分别改组为上海电力公司和上海电话公司。表面上似乎曾拿出过一笔巨款，实际上，上海电力公司事后即通过众业公所发行了五厘银元债券八千八百万元和六厘优先股票上海规银二千二百万两；上海电话公司事后也同样通过众业公所发行了六厘债券上海规银五百万两和银元债券一千四百万元。其中很大部分是从中国人民身上搜括去的。他们除了留下若干充作营运基金外，其余都汇往本国去了。如果我们能把众业公所和它的那些著名外国经纪人的档案簿籍以及各有关外商企业的历年营业报告等设法搜集并汇合研究分析，一定可以取得重大的收获。
要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历史，英人在上海发行的“字林西报”是很好的参考资料之一。该报先于1850年8月3日以周刊（即华北捷报）形式出版，至1864年开始发行日刊，直至1941年12月9日，日军侵入苏州河以南地区，馆址被占而停刊。日本投降后，又于1945年10月8日复刊，直到美国帝国主义侵朝战争发生后不久才寿终正寝。它的全部内容，是一百年间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进行种种经济掠夺的实录。这家报馆自己还保藏着一份珍贵的档案，其中包括有百年来中国的重要政事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报馆址即被日人所办的大陆日报占用，上项档案遂被日人全部搬走无踪，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在上海中山东一路二十七号怡和洋行的房子内发现，可能当初日人是企图把这份档案运往东京去的。这些东西后来由“字林西报”全部取回。该报结束已有六年，这部档案的下落如何，似有查明的必要。
“字林西报”还出版有“行名簿”，从1865年出版的第一册起，每年出版一册，直至1941年为止，从未间断。虽然该书内容主要是记载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等地外商企业的一般情况，外籍人员的姓名职衔和买办姓名，等等，但也可以从这里面发掘出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至于外国银行留在中国的档案资料，也一向不受重视。如德华银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停业过一次，行屋被北洋军阀政府没收，它的档案资料未必有人加以保存；又如华俄道胜银行和中法实业银行等先后亏折停业，均由我国代为负责清理，但其所有的文书档案清理完毕后，恐亦无人收拾，听其散失。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政权接收了在中国的所有日本银行的一切档案帐册，其中属于正金银行的即有三百多箱，但因大部分都是在华各分行的历年帐册，其年代远溯到前清光绪中叶，因此认为已经失去时效，毫无价值。现在不知下落如何。实则它们的帐册和地主的帐册一样，都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珍贵资料，是不应当随便予以销毁的。
应该指出，上海过去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它们的重要企业和商务机关都在上海生过根，它们留存的一些文字记录、簿籍帐册和历年向股东会提出的报告书等，无一不是研究帝国主义对我经济侵略情况的珍贵资料。所可惜的，从1941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外商经营的企业、机关，一律加以占领，并将主持人拘禁集中营，从而它们留下来的档案文书帐册，悉被任意搬走或听其散失。等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所有在华的日本企业和商务机关随即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接收，它们的一切文书档案，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解放前后，在华欧美商人急欲结束营业束装归国，那些累坠的文件簿籍，已无法携走，只好丢弃不管，或当作废纸变卖。可以想像得到，在这十几年里，散失和毁灭的珍贵史料，一定不少。
此外，许多有关帝国主义对我经济压榨的史料，不少还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商业团体或企业的手里。例如上海河南北路钱业会馆过去悬有一方匾额，记载数十年前外商银行如何恃势压迫钱庄退还代收汇款的一件案子经过。后来会馆改作别用，匾额一齐取下，听说已经销毁了。这件案子由于早年钱业没有档案，当时原想立匾以垂久远，现在已随着匾额的消灭而无从查考了。又如过去上海和天津两地的棉布匹头商专向国外定购洋布，由于我国用银而外国用金，外国银行遂得勾结洋行操纵汇价，上下其手，在订购时先令放长（即外汇下降）诱华商入彀，等货一到，就把先令改缩（即外汇上涨），往往害得定货者倾家荡产。较远如1904至1905年，较近则如1921年，津沪洋布商因定货到期、外汇暴腾、无力结价，破产倒闭的家数甚多，损失浩大，其中天津商人在1921年定了二千万两的货，损失即达英金五十万镑之巨。此等定货纠纷前后经过，当时津、沪两地的商会及洋布业公所等，当有详细卷宗，如果至今还存在的话，也是一件有价值的史料。
年来各方面对于历史文物的爱护和发掘无微不至，我们时常看到在废铜烂铁中找到商周铜器，在废纸旧书里拣出明清善本；也时常听说在荒村残墟中发现名人遗迹或在萧寺破屋里获得太平天国史料，等等，不一而足，真是令人兴奋；但很少听到在故纸堆中或从旧货摊上发现某些有关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等一类的珍贵史料。这不是说明没有这类东西存在，而是反映大家对这问题没有好好注意。以上海为例，近年旧货摊贩从四面八方收来的外文书本、帐册、文件等不知有多少，有的直接成为纸厂的造纸原料，有的供应摊贩作包物品之用，有的转到旧书摊或旧货摊上论斤出卖，最后均归于消灭。如果能密切地和有关部门联系，将这些经常收下来的东西，在处理之前，先请研究机构详细审阅一过，可能随时发掘出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这些机会日在消逝，希望中国科学院和其他研究机关急起直追，给予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