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视民族语文的根源何在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忽视民族语文的根源何在 钦达木尼
在民族自治区，使用民族语文进行工作，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也是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这在我国的宪法里就有着明文规定。可是在内蒙古自治区，至今还有些人借口使用民族语文不符合大多数人的要求，而企图拒绝使用民族语文。在实际工作中也不难发现忽视民族语文的事实。
早在1950年，中共内蒙古区党委就曾和这种忽视民族语文的倾向进行过斗争。1953年，前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又曾发出“关于反对忽视民族语文的倾向及进一步加强民族语文工作”的指示，批判了蒙文落后、说蒙古话是狭隘民族主义等把民族主义和民族语文混为一谈的错误。此后数年来，人们确实不敢公然歧视民族语文了，从而为贯彻党的民族语文政策进一步创造了有利条件，民族语文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民族语文的新闻出版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文书籍就有六百多种，共发行了七百多万册；学校教科书从小学到高中基本上民族语文化了。这一切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形。在用民族语文展开了扫盲运动后，民族语文在广大的农牧民群众中也扎下了根，为进一步发展民族语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民族语文的使用情形，也在逐渐地改善着，如教育厅的公文译成蒙文的已达到85％。
尽管在这些方面有着很大的成绩，但忽视民族语文的现象却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下面是内蒙古自治区一级机关使用民族语文的大致情形。
在内蒙古自治区一级机关里，民族语文虽然是通用语文，可是使用情况是不够好的。仅就用蒙文起草的公文来说，在自治区成立后十年来的历史中，恐怕是屈指可数的。当然，在目前要求一切公文都用蒙文起草，是不可能的，是有困难的；但往往有些人拿困难作借口，对一些能够而且必须用蒙文起草的公文，也不用蒙文起草。这就不对了。如果的确不能用蒙文起草，那么用汉文起草之后再译成蒙文，一同发下，这原也是可以的。可是，就是这样作的情况，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据1956年4、5月间的一个调查材料来看，除了带有全区性的会议使用蒙文，一些全区性的文件译成蒙文而外，有许多单位的翻译情况是非常不好的。如交通厅、工业厅、商业厅、物资供应局、对外贸易局、劳动局等单位的公文，根本就没有翻译过。各单位出版的一些带有政策指导性的内部刊物，如工作简报、工作通讯等，看封面好像还有蒙文，翻过来一看，那就很难找到一个蒙文字母。
会议上使用民族语文的情况，虽较过去有好转，但有许多单位，如财政厅、商业厅、林业厅、交通厅、银行、食品公司等，仍然没有使用。有些听不懂汉话的民族干部在开会当中要求回去，有的勉强留下来硬听，结果是一无所获。下面是个例子：锡林郭勒盟食品公司饲养管理科科长劳卜生同志，去年2月和7月间曾两度来呼和浩特参加自治区食品公司召开的畜牧兽医会议。他不懂汉话，看报告人、发言人的举止来猜测说话的内容。因此，会议上解决了哪些问题，布置了哪些工作，他当然弄不清。他很想汇报一下锡林郭勒盟食品公司的情况，于是在第一次会上要求发言，主持会议的王科长对此答复得很干脆：没有翻译，不必发言。这样一来，他的发言权就被剥夺了。他第二次去开会时，把自己花费心血整理出来的几份蒙文材料交给大会。还是那位王科长很不愿意地收下了，理由是区公司没有看得懂蒙文的人。后来劳卜生又向区公司做了一个关于商品牧场和打草场问题的蒙文报告，没过十天，盟公司接到区公司秘书科发来的一份公文说，今后行文尽量少用蒙文或不用蒙文。这一连串的事实，把盟公司难住了，用汉文写报告材料吧，当地蒙古族干部都不会汉文，用蒙文写吧，领导上又不喜欢。这该怎么办呢？像劳卜生一样不懂汉话汉文的蒙古族干部，就是这样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苦恼。
正因为自治区有这样的一些机关，所以，除了纯牧区的一些盟旗外，其他盟旗（行政区和县就更不用提了）也就对民族语文极端忽视。就以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哲里木盟为例。那里虽然也是民族杂居区，但蒙古族人口却有三十五万之多，在历史上是民族语文，特别是民族民间的诗歌最为发达的地区。按说，人们是有充分的理由来期望该盟广泛地使用民族语文的。可是事实却适得其反，该盟人民委员会今年所发下的公文和有关政策性的重要文件共八十八件，其中只有十九份译成蒙文。更严重的是，盟、旗党委会和青年团、妇联、财经部门所发的公文，从来没有过一件是蒙文的。这里甚至有限制蒙古语文使用的现象。去年9月间在哲里木盟召开的水利会上，有个蒙古族干部用蒙语介绍西部地区的打井经验，竟然被水利局局长阿木古郎同志制止了。库伦旗法院和青年团用蒙文写案件材料和工作总结，被盟的法院和青年团退回，要他们译成汉文后再寄来。这就使库伦旗人民委员会不得不向区、村提出同样的要求。
不使用民族语文的结果是什么呢？下边的事例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民政厅发下的民政统计表，由于没有译成蒙文，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在公文上用蒙文写上“不懂”二字给退回来了；体育委员会用汉文答复索伦旗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要求增加那达慕大会经费”的提案，不但被退回，还被提出抗议。甚至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去年5月15日，呼伦贝尔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都努图克向满洲屯嘎查发出一道紧急通知，命令该嘎查扑火马队二十人于16日六点钟到索伦集齐扑火，结果该嘎查懂汉文的干部不在，把这项紧急工作给耽误了，造成了火灾的蔓延。其他如在过去把镇压反革命理解成“金牙”反革命（即镶有金牙的都是反革命），把爱国公约理解成“瓦窑”等可笑的事情，不胜枚举。
忽视民族语文的后果，还不止是使日常工作遭到损失。更严重的结果是，这引起了少数民族人民的不必要的疑惧，使党的民族政策受到损害。在哲里木盟有好些蒙族高小毕业生，就因为他们不懂汉文，连个记账员都当不上。因此老乡反映说：“学了几年蒙文，白搭了！”这就势必引起这样一个问题：学蒙古语文是否有用？这个问题在蒙汉杂居地区，特别是蒙古族人口所占比重较小的城市里，显得特别严重。有些人觉得民族语文没有发展前途，因而不愿意使自己的子女学习民族语文。不学不用，结果就是忘掉自己的民族语文。如像锡林浩特那样一个被纯牧区所包围的小城市中，还有许多蒙古儿童不会说蒙古话。看到这种现象，有些蒙古人伤心地说：“若再这样长期下去，就全变成汉人了。”有些人则从上述现象得出个不大乐观的结论：内蒙古的蒙古人有两个发展前途，城市人口将来变成汉人，只有牧区的民族语文还能继续一个时期。这给党的民族政策带来了多大的误解，给工作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如果这是在过去，那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所采取的就是压迫和同化的政策，而且他们也确实同化了一部分人，使他们忘掉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这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还有忘掉自己民族语文的现象，使一部分人感到有被同化的忧虑，这就是不能容忍的了，这和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宪法没有一点共同之处。
内蒙古党委不是早就批评了忽视民族语文的倾向吗？是的，是批评了，但有些人对这一批评好像满不在乎。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笑话：哲里木盟食品公司把“食品”二字译成“棺材”，于是就成了“棺材”公司，并把这个牌子挂了出来。后来有人批评了该盟领导上由于忽视民族语文所造成的笑话。可是，该盟盟委书记石光华到内蒙古党委来开会谈到这个批评时说：“关于‘棺材’公司，不忙检讨”。并反问道：那么应该怎样译呢？言下之意，蒙古语汇贫乏，好像贫乏到连“食品”这一语汇都没有似的。又如呼伦贝尔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曾在1955年两次受到报纸的批评，可是据去年上半年的调查，该旗对民族语文的忽视情绪依然如故。
总之，虽然批评了这类人，但并不经常，也不够严厉，反对忽视民族语文的斗争显得不够坚决，所以问题一直拖到如今还是存在着。这也和内蒙古一级机关充满着这种忽视民族语文的倾向有联系：领导上反对了忽视民族语文的倾向，可是反过来自己也很少使用民族语文。这就使得这种倾向长期得不到克服。
忽视民族语文的倾向，归根结底是大汉族主义思想在作祟。这种大汉族主义思想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也有其痕迹。内蒙古区培养出来的一些民族干部，除牧区的以外，很少能用民族语文进行工作。民族语文在内蒙古好像是专业干部的事情。甚至有好多民族干部原来有过很好的民族语文知识，可是现在却不用或不能用民族语文进行工作。如锡林郭勒盟盟委的一个书记，在纯牧区工作了好多年，会说蒙古话，可是没有用蒙古话作过一次报告。这种人不只在民族内部非常不得人心，同时也给使用民族语文多造成了一层困难。
为了彻底纠正这一偏向，去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加强领导大力开展蒙古族干部的新蒙文学习运动的指示”，并制定了使用与学习蒙古语文的奖励办法。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会宣传部又作出了关于学习新蒙文的同志可以离职突击学习或抽出一定的工作时间来学习的规定。这样一来，蒙古语文的学习运动很快地展开了，现在且已形成了学习新蒙文的热潮。
但是历来的经验证明，学习民族语文的运动，总是前紧后松，开始时轰轰烈烈，到后来就垮台。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下边动，上边不动。为使这次学习运动能始终如一，就必须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应使所有的民族干部，不管他是厅长级还是部长级（现在厅长级还没有学），都尽可能地学会使用民族语文，为民族语文开辟广阔的使用场所。这就首先要求自治机关民族化。内蒙古自治区确实应该把机关民族化当作一个重要的问题来看待，经常加以督促领导，并予以适当地解决。我想，只有这样，忽视民族语文的偏向才能彻底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