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公的抗议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彭公的抗议
海默
在盖平沙岗子乡，有个李淑才，大家都叫他老财，其实他并不富裕，只是因为他好逗乐子，大家就以名谐音这样称呼他。他身后无人，只有个老伴，两个人住着两间房。他住的里屋收拾得还干净，所以乡里人饱饭后无事总好到他屋子里闲唠。因此，他的屋子就成了这个村的俱乐部。但是成为俱乐部还有个特殊原因，就是他有一本看了二十多年的“彭公案”。
这是本洋装的书，已经十分破旧了，缺头烂尾。可是就是这本书，每天晚上成了农民们最好的消遣品。每到傍晚，小油灯一点，庄里的老人们就围坐在这本书旁边。这时，有个较通文墨的老大爷就把书对着灯亮翻开，他先戴上花镜，然后不成章句地读了起来：“马呀……玉龙啊……”
有时人们听腻了，就问他：“你不会换一本吗？”
“别的书也没有啊！再说这上头的字换在别的书上，我就不认得了。”
反正听书的人对这个故事已熟记在心了，他念得再不好，还是能够将就。有时人们听累了，就往后一靠，睡个小觉。直等到三星很高了，人们才慢慢地相继散去。
这个生活从土地改革后到现在已经沿袭了很久了，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我也在“老财”家里坐过。当然我不是为了去听彭公案，而是由于深深同情这些需要文化生活的农民们。
几年来在文化部门里关于农村文化工作的争论已经不算少了。一会儿说：“要大力发展文化馆、站”，一会儿又说：“文化馆、站发展得冒进了”。有时一阵热情上来办它几个村剧团，有时又搞个图书馆。可是对于农民们真正的爱好却很少有人去研究。至于老年人需要什么，青年需要什么，妇女需要什么，儿童需要什么？就更少有人考虑了。我们常常看见这类情形：开展一个赠书运动，于是很多人把不用的书清理了出来，新华书店也把大批滞销书“捐献”出来。这些书也真地发到农村的俱乐部里了，但这些书往往是“干部必读十二种”，是过时已久的政协文件和各种参考资料，是些翻译得很坏已经早出了重译本的外国小说，以及一些各种配合运动的小册子，甚至把根本与农村无关的工厂管理的经验也发下来了。难怪农民们很快地就用这些书糊了窗子，难怪老年人们只好长年累月地去读那本可怜的彭公案了。可是令人可气的是这些赠书运动还要有个总结，在总结上不免统计上一个赠书的数目，甚至还会因为完成赠书任务工作作得不错，而构成模范条件之一。
可怕的是这种工作规律是像机器一样循环着。今年如此，明年还如此。落在这些农民老大爷们的头上，同样是一种机械的循环，不断地翻着那本彭公案。更可怕的是没有人来说：“这是错误的”，也没有人认真来检查这些错误。
我也曾试图来帮助一下这些老大爷们，于是我到附近的书店中去了。
“有三国演义吗？”
“没有！”
“有水浒传吗？”
“没有！”
我仔细看了看书架子上，连一本赵树理新近为农民们写的好书“三里湾”也没有。有的则是一些各种版本的怎样办初级社的小册子（虽然这里已经普遍地成立高级社了）。我看着这种现象，心里不禁在想：“就在这些书的背后，恐怕也有些由于配合政治任务有成绩而选出的积极分子吧。”
在这里丝毫没有轻视配合政治任务的意思，问题在于很少有人去认真检查这种配合的真正效果。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新华书店的作风是更庸俗的，更形式主义的，更喜欢伪造成绩的。
我听着彭公案，一面在想：旧社会，有过下乡的书贩子，他们每到一定季节会把皇历、唱本等农民喜欢的书贩来；在老解放区时代，我们也曾组织了文化书担下乡。为什么今天这种认真为农民文化服务的作风减少了，形式主义的作风却滋长了呢？我想：我们有些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应该亲自到像李淑才这样农民家里，听上一段彭公案，认真地研究一下。
否则，彭公将要提出抗议了：“为什么总是让我独自为农民文化服务呢？为什么不找一下施公去呢？还有刘备、关云长、李逵和宋江！”
再长此下去，青年、妇女、儿童也要抗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