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病还是心病？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眼病还是心病？
郑悌德
一个年轻的女同志走进了中共浙江省舟山地委组织部的办公室。从她雅致的外表和有力的步伐看来，她是一个健壮而又愉快的人。
“我回来了”，她笑嘻嘻地把党员临时证明信交给组织部工作人员。
“可以工作了吧？”组织部的同志问。
“还早呢！”
“你的病还没有好吗？还得再去医啰！”
“当然要去医呀！”说着，她就咕咚咕咚地走出了办公室。
她是谁？她是共产党员高莲英，中共舟山地委书记李频如的爱人。她是拿国家发给的工资而推说有病三年多不工作的人。这次她以医病为名在北京住了将近一年才回来。
看来，她是一位很会休息的人。1953年夏天，高莲英从宁波调到舟山，还没有分配工作，就推说眼睛有病过起休息的生活来了。在一间宽敞舒适的楼房里，她打扮完毕，就出外游逛。逛累了回来，躺在床上睡一大觉。到了晚上，又精神百倍地更精心地打扮起来，合体的衣衫，配上两条扎着蝴蝶结的辫子，又漂亮又大方。于是就飘飘然去电影院或戏院了。有时候，她随着爱人去著名的普陀山游览古迹，或以医眼病为名到杭州游逛。
几个月过去了，组织部的同志看高莲英的眼睛并不怎么坏，于是就准备分配她工作，找她谈话：“你这样下去，真危险！光知道玩，不做一点工作，对新事物完全失去敏感。你的眼病并不严重，分配你工作，在工作岗位上治疗。”“唔！要我工作，眼睛不行！早晨起床还好，看不上半小时书就发昏……”。随着婉转的解释，是一阵轻轻的微笑。生活还是照常。
过了些时候，中共舟山地委组织部的同志又找她去谈：“分配你去当托儿所所长，对你的眼病没有妨害，你在宁波也干过这项工作。”可是，她仍然说：“工作，我还没有考虑过，需要休养一个时期，把眼睛治一治，再请组织考虑我的工作。”同她住在一起的地委一些负责同志也和她谈，叫她去当托儿所所长，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小孩吵，大人叫，……我是干够了，不干！”差一点她就发火了。
后来，经过很长久的考虑，她还不准备做工作。背后同别人说：“要我做工作是有条件的：一不看文件，二不下乡，三不动脑筋。”天老爷！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工作呢？前两个条件倒还可以勉强照顾，后一个条件——不动脑筋，革命工作那一行可以不动脑筋？事实上，她对逃避工作，贪图享乐的脑筋又是动得多么巧妙呀！
这样又过了很久，下面意见纷纷，地委组织部又找高莲英谈话，决定分配他工作。这下又把她难住了，谈话后默不作声，满不高兴地回去了。最后，还是由她爱人——中共舟山地委书记李频如出来交涉。他找到地委组织部部长说：“高莲英眼睛快要好了，让她再休息一个时期吧！”地委书记的话自然是生效的。可是又过了许久，高莲英还是在休息着。
就这样，三年多的懒散生活，使高莲英完全失去了对新事物的嗅觉，同她住在一起的同志曾有几次告诉她：今天地委作工作报告，你去坐着听听也好。她干脆回答不去。参加党的小组会，也不过是应付应付，小组叫她学习党的文件，他回答看不下去。
周围的干部，对这位游手好闲拿着人民的钱不做工作的挂名干部越来越气愤。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后，大家说：高莲英能在晚上看四小时的越剧，又为什么不能做点工作？这是人力浪费。中共舟山监委的同志为了挽救她，就写信给地委书记李频如，反映了同志们的意见，并善意提出了两点意见：（一）如确实有病就批准她去医院专门治疗，东逛西游永远治不好；（二）如病不重，可适当分配她工作，在工作岗位上一面工作，一面治疗。不久，李频如的回信来了，开头写得多么诚恳，谦虚：“……这问题，非常惭愧……”，后面提出两个处理办法：（一）她的工作交地委组织部李科长（干部科长）处理；（二）她的病交给专署王科长（卫生科长）解决。令人奇怪的是，李频如写的信被中共舟山地委机关党委书记杨同志知道了，他生怕这次触犯了李频如书记的工作“情绪”，还专门在党支部书记以及小组长会上宣布：“高莲英同志是因病不能工作，请你们向干部作解释”，并特别加上句“首先在党内统一思想”。试问：这样“统一思想”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1955年7月，地委书记李频如去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照顾地委书记的名义下批准高莲英也去北京治眼病。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用视力检查表检查她的眼力后，证明她的视力有1.5（能看清第十格）。医师们告诉她病况：这是眼神经方面的毛病，平时多注意营养，适当休息，可以一面工作，一面注意治疗，慢慢会好的。西医没有新花样，她又去找中医。上海的名中医姚和卿刚好在北京，高莲英就请姚医师诊治。吃中药后，高莲英自己也说眼病的确好了许多。姚医师回了上海，她和姚医师仍保持通讯联系，由姚医师寄药方来在北京买药吃。
北京，这座到处沸腾着社会主义建设，象征着胜利的城市，也没有使高莲英得到一点启发，她继续自由自在地享乐，先住旅馆，后又住在农业部的招待所里。平时，一个人出去玩逛，看戏。星期日，爱人回来了，就陪爱人一道玩。从舟山去北京的同志看到她，曾好心地劝她说：“你是共产党员，这样下去危险呀！国内国外事情什么也不知道，订份报纸看看也好，至少收听收听广播。”据说，高莲英自己也曾惋惜地说：“南下时，本来分配去鄞县当妇联主任，当时为了照顾他（指李频如，当时是宁波市的市长）没有去，留在宁波市工作……”。她还说起李频如回家来从不和她谈起有关工作方面的事，这是看不起她。当时在她心里也引起一阵痛苦，但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马上又被昏昏沉沉、糊糊涂涂的生活代替了。
1956年6月，李频如北京学习结束，到杭州养病，高莲英也跟着到了杭州。在杭州住了一个月招待所才回到舟山。回来后，舟山地委组织部又找她谈话：“你不想做工作，就当家属吧！”“病还没有好。”她回答得很快。因为她知道当家属不但不能拿到二十级干部的全部薪金，出外的旅费也不能报销了。单这次去北京的路费和在北京的旅馆费、住招待所费以及医药费就达六百多元。
正在高莲英为难的时候，李频如给地委写来一封信，接着又来了第二次信，要求叫高莲英去。于是高莲英又住在杭州陪伴着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