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他当社主任没错”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选他当社主任没错”
本报记者　张竞　越峨
太阳悄悄地爬上了洞庭东山的山头，晨雾还滞留在半山腰里，发散着温润的寒气。一夜浓霜，给大地披上了银白色的外衣。虽然是严冬季节，临太湖边的一大片桔树林，却依然是枝叶茂密，绿荫丛丛，朝霞映着晨雾，在树梢头上轻轻浮游。山下面，一方方明镜似的鱼池里，飘动着薄薄的冰片，仿佛池底的鱼也开始活跃起来了。
住在这依山傍水、丰腴美丽的东山脚下的，是江苏省震泽县庆丰高级花果渔业社的二百多户人家。
听说，这个社的生产是全县的“第一块牌子”，社主任沈富兴，是“呱呱叫”的好干部。我们就在一个严寒的早晨来到了这里。
当我们找到社的办公室的时候，正看见两个人脸红脖子粗地在争吵。其中矮胖一点的人责问瘦个子：“三千斤豆饼哪里去了？”
住在近旁的一个妇女告诉我们说：那个瘦子就是社主任沈富兴。
奇怪！为什么人人夸赞的社主任，这样粗暴地对人？为什么还有人怀疑他贪污？我们正在疑惑，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进来了。他是社里的保管员沈德隆。我们马上就问起了这件事。沈德隆说：“我们社主任向来不是那种偷偷摸摸的人，待人做事都很实实在在；可是谁要冤枉了他，他可不答应。不信，你们看！”沈德隆一面说，一面就顺手把保管屋的门打开，引我们进去，原来三千斤豆饼还原封不动锁在里面哩。
从保管室走出来，沈德隆继续向我们介绍情况：我们这个社除花果外，渔业也是一项主要的生产，社主任早已计划好把那些豆饼大部分用在发展渔业生产上，那个社员怀疑错了。同志，你们大概已经看见，前山脚下三百多只鱼池都是我们社里的，去年我们又开了一百五十亩荒塘，打算再发展一些鱼池，春天下去寸把长的鱼秧，秋天上来一条就有二斤重，比种果树要快得多。
当晚，我们就在这个社里住了下来。我们渐渐地知道了：庆丰社是1956年春天才由金星、迎盛两个初级社合并组织起来的，沈富兴还是第一年当高级社的主任，社员们感到满意的是“新主任全心全意领导生产，使大家增加了收入”。
庆丰社建社的时候，正是青黄不接，社里资金短缺的当口，一部分贫农社员的生活存在困难，中农也乘机跟着起哄，大家都围在合作社里嚷着要借钱，沈富兴刚当社主任不久，也不懂怎么处理，就跑到区里去求援，区里又哪有钱借呢！沈富兴只得仍旧回家。一跨进门，凳上、床上、桌子上、踏板上一直到水缸盖上、灶头上都坐满了人，中农金阿二甚至把自己的三个儿女二只小猪送来要社主任养活。大家一见沈富兴进来，一齐都围了上去，沈富兴没有说话，跑进房里就把床底下一对铜腊烛台，一只钢脚炉，和在初级社分到的一百五十多元，统统拿出来放在桌上，跟大家说：
“社里实在没有钱，区里也不借，我家里只有这点值钱的东西，先借给生活最困难的社员维持几天再说吧！”沈富兴拿出来的钱和东西，就马上分别借给几户最困难的贫农，解决了他们生产和生活问题。中农也不敢起哄了，金阿二经过沈富兴一番口舌，也把孩子领回去了。好容易把金阿二打发走，沈富兴老婆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起来，唠唠叨叨地骂了四天四夜。
沈富兴蹩着一肚子的苦恼，一个人爬到东山头上坐下来，想想大家选他当社主任，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以后怎么干下去呢？想到这里，眼泪禁不住扑簌簌的掉了下来。
第二天他还是硬着头皮去找区长，区长看看他红肿的眼圈，心平气和地跟他作了一次谈话：沈富兴同志，领导好一个高级社，本来很不容易，你的困难还是开始，要紧的是先把生产抓起来，你们社里的山、水、花果、鱼池哪一项不是生财之道，只要好好利用，在生产上打下底子，到年底让社员个个增加了收入，说不一定人人夸你是好主任呢！区长这一番话，好像一贴清凉剂，把几天的苦恼一下都消失。
从此以后，他的一份心思几乎全操在生产上去了。8月2日那次十二级大台风袭来的时候，震撼山谷的狂风，整整刮了一天一夜，一棵棵古老的枇杷树，被摇曳着倒下来，有的几乎连根拔了起来，就在狂风暴雨的夜晚，沈富兴没有回家去，社干部也都顶着风雨跑到社的办公室里来，大家计议着台风过后抢救果树的办法，他们估计到了最坏的情况，也想出了各种不同的抢救办法。一等台风稍停，大家就分头到各小队里去，动员全体社员抢救。仅仅两天功夫，两千多棵被刮倒的果树全部扶救了起来，而且绝大部分都活得很好。现在，半山腰里盛开着的一撮撮的淡黄色的枇杷花，被宽阔的枇杷叶衬托着，在那毛茸茸的花蕊里正孕育着丰硕的果实。社员们很感慨地对我们说：“要不是抢救得好，这批果树早就劈成烧火的木柴了。”
这一带因为临近太湖边，农民养鱼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现在庆丰社里也有好几户世代养鱼的能手，可是“往年年年养，不如去年好，去年组织高级社第一年，全社共产鱼二十二万九千多斤，比1955年增加了78％，如果加上还在鱼池里放养着的大批鱼苗，就大大超过历年来的纪录。”会计主任兴奋地打开了统计簿，向我们夸耀着社里养鱼的成绩。
“因为我们来了几个大胆的革新，所以一下就把鱼的产量提高了近一倍！”乡支部书记叶子林接上来告诉我们说：“沈富兴也是一个有经验的养鱼能手，对社里养鱼的事他动的脑筋最多。他和社里几个有经验的老农组织了一个技术组，他们打破了历年只养一批鱼的传统习惯，分两批培养了春花和夏花（春夏两季的鱼秧），而且采取大鱼小鱼分塘养的办法，结果两季鱼花，到秋天都能收上来，单白鲢鱼就多收了一百一十担。”
沈富兴大胆革新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主要的生产里，对副业生产他也同样如此，据说，社里去年还破例地养了四季蚕，因为他及时加强了对养蚕技术小组的督促和领导，去年共养了四百九十张蚕种，全部收成很好。
在沈富兴的影响和帮助下，很多不爱劳动的人也积极生产了。社里有个有名的“二流子”，名叫周根兴，整天酗酒闲逛，一个月顶多干四、五天的活，没有钱花就把棉被蚊帐卖掉，大家都认为他已“无药可救”，有一天，他偷了人家田里的南瓜，被几个青年团员发现了，把他绑在大庙里。那天沈富兴刚走过庙门口，进去就替他解了绑，耐心地规劝他一番。后来青年团员们知道了这件事，批评沈富兴包庇亲戚。沈富兴说：“不管是不是我的亲戚，你们随便绑人是不对的。绑一下也不能改造他，要帮助他真正懂得劳动的光荣，说不定还是一把好手。”以后，沈富兴并不为这个批评而放松了对周根兴的教育，还常常到周根兴家里谈谈。去年秋季分配中，周根兴分到七十多元，沈富兴通知会计不要全部分给他，让社里帮他做了一件棉袄，一条新棉被，给他少数零用钱，其余都由社里帮他保管起来。周根兴看到床上放着的新棉被，心里很感动，他逢人便笑着说：“一生没盖过这么好的被，现在要找个对象也不难了。”他拉住沈富兴说：“你看吧，我不给你丢脸，保证以后一个月干二十八天活！”
沈富兴紧紧抓住生产，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力量，使庆丰社建社第一年就在生产上取得了全面丰收。全年全社纯收入十六万五千多元，比1955年两个初级社纯收入的总和增加了49.9％。秋季分配后，每户平均分得六百六十多元，每人平均一百四十一元，每个劳动日单价是一元八角多。全社90％以上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我们曾好奇地问过好几个社员：“附近绿化渔业社生产条件没有你们好，每个劳动日单价却是一元九角多，你们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还比他们少呢？”他们都泰然自若地说：“我们的底子可比他们厚多了，不相信你去看看我们鱼池里的鱼，假使统统分掉，每个劳动日起码可值得三块钱。我们留着这些底子，只要我们全社男女老少一鼓劲的干，再跌几个跟斗也不怕！”
社员周裕江的父亲，已经七十四岁了，高级社这一年的事实，使他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力量，他竖起大拇指说：“沈富兴，好！选他当社主任没有错，我活了这大把年纪，养了四个儿子，讨了四房媳妇，整天吵架我老头还管不住，不想他们当这么大一个几百户的大家，还能弄得个个增加收入，人人高兴，我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