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相等支出不同的结果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收入相等支出不同的结果
新华社记者　孟帆
天津机务段有两个叫班员，一个叫安宪增，一个叫王树光。他两工作相同、工资相同，家庭人口也差不多。可是一个勤俭治家，精神愉快，积极钻研工作；一个生活安排不当、整天愁眉苦脸，叫嚷没钱花。
安宪增家里有五口人：妻子、三个孩子和他自己。他每月的工资是四十七元五角，按全家人口计算比工会确定的最低生活标准还少十五元。但是，他同妻子把家庭安排得很好，已经有一年零两个月没有去工会领补助金了。每次领到工资，他就同妻子仔细地计算着各项支出：先交一元多钱的房租、水电费，花二十多元买粮食和油盐酱醋，拿出十元做为安宪增吃午饭和零用，再留出两元给在中学念书的大孩子做学费，剩下的十多元就做为全月的菜钱、买煤和日用品。就这样，他们每月还能节省出几块钱储蓄起来。有时安宪增得了奖金，也存入银行里。安宪增的妻子更会过日子，每月除了为丈夫、孩子买三、四十斤白面以外，自己日常总是吃玉米面和糙米。当秋天青菜大量上市的时候，就多买一些腌成咸菜，一冬吃不尽。虽然去年年底新添了一床棉被，换了两床棉被的被里和床单，还给孩子们添了新衣服，现在在银行里还有八十多元的存款。
家庭生活安排得好，安宪增在工作起来也专心。本来，段内的每台机车和乘务人员都是按调度计划表工作。可是常常有变动，就需要叫班员去通知他们。安宪增平时就细心地记牢每个乘务员的住址，当车次变动的时候，能很快地找到他们。有一次，往山海关去的列车快开了，才发现司机请了病假，需要找司机长罗有昌替班。安宪增接到通知，马上骑自行车找到罗有昌，为了不误点，他把自行车交给罗有昌，自己步行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段里。去年夏天，一次夜里一点五十分由天津站向德州发车，由于线路堵塞，原定的机车不能按时回段，临时调换了另一台机车。但是，这台机车的三个乘务员的住址非常分散，都相距有十来里路。他想，如果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找到段里再到天津站，时间来不及。于是，他先到小树林找到司机，又到大直沽找到副司机，叫他们两人到天津站接班；然后到西沽找司炉，叫他到附近的西站接班，利用列车由天津站开到天津西站需要二十多分钟的时间，使三个人全赶上了班次。由于他积极克服困难，去年第三季得了奖金，第四季被评选为先进生产者。
王树光的家庭经济负担重些，有四个孩子。但是王树光和他的妻子，是手工业主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养成了生活考究、讲排场的习气。四个孩子每天只零花钱就要两角多，足够一个俭朴家庭一天的菜钱。王树光还爱喝酒，时常下班后打上几两“二锅头”，买个大雁翅膀或几两酱肉吃。过去工会每月都补助他二十多元，可是还把棉衣、棉被当了，并且欠了几十元的债。去年，工会把他典当的东西给赎出来，还了债，冬天又救济了棉衣服，同时组织王树光的妻子为乘务员洗工作服。但是生活费用仍然不够，连去年的工会会费也没有交齐。王树光家庭生活安排不好，工作也不安心，经常找亲戚、工会要求照顾。
记者最近到这两个家庭访问的时候，安宪增正同妻子商量着怎样再节省一些钱买公债。安宪增说：“过去家里生活也没有计划，月月亏空。后来，我明白了国家正在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的道理，就同妻子商量一定要把家庭生活安排好，不再依靠公家补助。”王树光的妻子见了记者就诉起苦来，最近又欠了三十多元的债。两天前，家里没有米吃，亏得他姐姐给了五元才可以维持到下次领薪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