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和事实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批评和事实
戴不凡
“戏曲研究”第一期载有林涵表同志“论西厢记及其改编”一文。在谈到西厢记结尾的时候，涵表同志说：王实甫在这里是“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封建时代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彻底胜利，他以乐观精神鼓舞着青年男女坚韧不屈的斗争。西厢记的团圆是有意义的，……有的同志认为王实甫‘最后还不得不安排张生中状元来解决问题’，并认为这是西厢记的‘落后部分’，这样的批评是很不公允的。”——原文在“落后部分”四字下有个注：“见戴不凡‘评越剧“西厢记”的改编工作’”。（按：这篇文章于1952年发表于人民日报，后来收入拙著“百花集”中。上引涵表同志文中两个“单引号”中的话，见“百花集”69页）注中并说：“持有类似见解的人很多”，接着，就引证了徐朔方的看法：“它结尾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就是因为它不真实。”又引证了张江东的看法：“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窜改，是妥协的‘团圆’”。
看了涵表同志的文章，我急忙翻出自己的文章来检查。为了说明问题，我只得把原文在这里再引一下：
王实甫写“西厢记”让张生和莺莺终于团圆，老夫人终于失败，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很可贵的。可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控诉了门第、科举制度罪恶的王实甫，最后还不得不安排张生中状元来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王实甫是自相矛盾的。今天我们改编“西厢记”，在接受原著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同时，是没有必要把原著中某些落后的部分也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把“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尾改一下，在今天舞台上是有必要的。（重点是新加的。）
把这段文字和涵表同志的意见对照一下，将不难发现，我们意见分歧之处是：涵表完全肯定西厢记结尾部分的积极意义；而我则认为，西厢记的结尾既有进步的、积极的一面，又有受时代限制的、落后的一面。我主张删去大团圆，显然不是由于这个结尾是彻底的“不真实”，或是“妥协的‘团圆’”。和朔方、江东的见解并不完全一样。
涵表、朔方同志以及我上述看法的本身，是否合乎事实，都有待读者和专家指正。同时，我也不想谈自己新近写成的一篇长文“论莺莺”中对这问题的看法。这里，我想谈的是：如果只看涵表同志的文章和附注，那么，很容易使人认为，我是彻底否定西厢记的第五本的。可是，涵表同志文中所提到的“彻底胜利”、“乐观精神”，在拙文中也是涉及过的。然而他却略而不谈，这就令人难解了。同时，他在附注中不惜篇幅详细介绍和批判见解和我“类似”的徐朔方等同志的意见，但是对我原来的意见却只选取了“落后部分”等个别字句来概括，这是益为令人费解了。涵表同志要证明我对西厢记的批评“是很不公允的”，为什么不根据原文来批评，而一定要把原文说成像朔方同志的意见那样呢？
因为相似的情形，我已碰到不止一次。这里特借这件事提出来。我觉得：假如批评是与人为善，帮助别人进步的话，那么，首先就有必要看清对方的看法。如果只选取对方的片言只语，就加以批评，被批评者虽可虚心接受，但批评者却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了。我又觉得：作为一个报刊的编辑，他应当信任作者在文章中所提供的事实、材料；但为了更好地对读者负责，他往往有必要去查对这些事实和材料。譬如说：“戏曲研究”的编辑同志，如果能查一查我的原文，一定会发现“有所出入”的地方；如果把这些意见提供给涵表同志，让他来批判我对西厢记结尾的这种看法：“它既进步，但又落后”；那岂不是比批判那种一味认为西厢记的结尾是“落后部分”的看法，更可以把问题深入一步了么？
把对方的意见简单化，说成像自己设想的那样，既不足以服人，更无裨深入研讨问题，不是一种严肃的“争鸣”态度，——由于自己也常批评别人，自己也是个编辑。新正试笔，特书此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