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北京药材铺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谈北京药材铺
秦牧
每一个人第一次到北京，心里总有一张观光节目单。除了全国景仰、举世闻名的天安门、中南海、故宫博物院、西郊新建筑等等之外，人们还有各自渴望看到的地方，有人准备到八达岭骑骆驼，有人想到芦沟桥摸狮子，有人要尝尝涮羊肉和烤鸭，有人决不会忽略东安市场和天桥……。至于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我的节目单里也有一个小小的节目，那就是：带便看一看北京的药材铺。
北京的药材铺，真是“提起此马来头大”。近六十年来中国考古界两项震惊世界的发现——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周口店“北京人”化石的发现，都是和北京的药材铺发生极密切的关系的。
1899年，清廷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为患疟疾，在北京同仁堂药铺里买了一剂药，里面杂有所谓“龙骨”。王懿荣从这些古色斑烂的甲骨上发现了殷代文字，于是引起许多考古家闻风追踪，从药材铺追到药栏，从药栏追到行商，最后一直追到河南安阳小屯村去，终于在那里发现了殷墟，陆续找到了十六万多片甲骨，研究出不少三千多年前的文字，弄清了许多殷代历史的线索。
1929年我国科学家在房山周口店发掘出“北京人”的头盖骨，这五十万年前的古代人类的遗骨的发现，使得世界各地发掘出来的人类老祖宗的骨头逐渐可以排成一个完整的行列，因此成为震动世界的大事。“北京人”的发现虽然在二十年代末，然而它发现的线索却应该上推许多年。因为在发掘之前二十余年，已经有人在北京药材铺里的一大堆“龙骨”中，发现了一枚显然不是属于野兽的牙齿，这齿被人称做“中国牙齿”，并被劫夺到国外去了。正是由于这一回事引起人们的注意，才有以后“北京人”化石的系统的发现。追溯源头，北京的药材铺仍然串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龙骨，龙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考古学界的两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巨大发现都和它发生关系。最近发现的“广西巨猿”的牙齿也是从研究“龙骨”开始的。假的龙骨倒的确是中国的真正的宝物。而兼收并蓄的药材铺，尤其是琳琅满目，货式繁多的北京药材铺，在中国文化史上竟连带发挥了博物馆的作用。
因此我上北京时就一心要观光这些街头博物馆了。北京的药材铺，气派真是不同寻常，它不像小地方的中药铺似的，把白花蛇、蜈蚣干、海马、海龙都一古脑儿摆在门面玻璃柜里给人看。它气魄大，招牌大，药物却大都不摆出来。柜面上的配药人员有一种慢条斯理从容不迫的风度。我也曾经进去向他们请教一些药物的规格和价钱。几乎每一种药材他们都可以讲出很多的品种来。单是一样参，他们就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你多看几间北京药材铺，就会发现：铺里那种人力充足、配药时从容不迫的气派，几乎是所有药材铺所共有的。
这种气派，和其他的商店那种忙迫的情形截然不同，而且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照。看后仔细想想，觉得这种“药材铺情调”的形成，大概很有它的历史渊源。配药谨慎与否，事关人命，怎能够“急急如律令”那么的搞？一定得从容不迫，才能够做到不出差错。食品铺、杂货铺之类，紧张忙迫一些没有关系，而且，有些饮食馆还唯恐其没有紧张气氛，有时还要大放收音机，厨子还故意把镬子弄得笃笃地响，伙计还要大声念回锅肉、醋溜鱼等菜名。别人不知怎样，我路过这些食物铺时就常常被镬子声、报菜声吸引到难以自制地跑了进去。但药材铺就不同了，假如药材铺也是收音机大唱特唱，店员们表现得十分忙迫紧张，就不能给人一种安全感，因为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在这种忙迫气氛中配错了药呢？
所以，北京药材铺的那种风度是其来有自的。我曾经见过一批清代的药方，开药的医生在每张药方上面总是先写上“小姐”、“老太”“小少爷”之类的字眼，然后分析病情，然后才开药。这种做法，和药材铺那种悠闲不迫的情调有其共同的原因。这就是：充分表现了细心、谨慎，使病人家属，使买药者都获得了安全感。
我想这些北京药材铺，对搞文化工作的人，恐怕很有点启示作用。它们的人员从容不迫，因此能够少出或不出差错。我们有不少的文化教育卫生团体，像学校、书刊编辑部、医院之类，内部常常忙乱得像一锅滚水似的，工作人员也大有公共汽车售票员、饮食馆厨子那种跳上跳下，转来转去，满头大汗的模样。限于历史条件，在某一时期内出现这种忙乱状况是很易了解的事，但如果一年两年三年……，长期都是这样子，那就真教人捏两把汗！我不相信在忙乱的状况中可以生长思想家，可以有计划地编出好读物，可以使医疗不生事故！在这方面，北京药材铺，这些曾经对中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巨大贡献的地方，恐怕仍大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