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地位”不相称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是“地位”不相称吗？
本报记者 习平
这是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发生的一件真实的事情。
深夜，粗纱间挡车女工龚宝妹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劳累了一天的龚玉妹，支撑着疲劳的身体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读着一封信。她的手发着抖，一边读，一边抽泣，最后就索性伏在桌上，呜呜地痛哭起来。
摆在桌上的一张信纸已被泪水沾湿了一角，但还可以看出上边的一些字迹。这是龚宝妹最熟悉的字：丈夫的笔迹。她的丈夫是一个正在郑州棉纺织厂里实习的纺织技术学校的学生，再过三、四个月就要毕业了。但这封信带来的不是他即将毕业分配工作的喜讯。这个已有四个孩子的父亲来信提出要和她终结十年的夫妻关系。信上写道：“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即将分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而你呢，却是一个文化很低的纱厂里的挡车女工，我们的地位过分悬殊，很难再有共同生活的可能，希望你冷静考虑这一点…………”
十年以前，龚宝妹是上海裕丰纱厂里一个出色的姑娘，她年轻漂亮，身体健壮，白净的脸上长着一双大而黑的眼睛，灵巧的双手拨弄起纱锭来，简直使人眼花撩乱。许多青年人疯狂地追求着这个姑娘。龚宝妹在一大群青年中，竟选中了一个衣衫褴褛、生活困苦的清洁工人张家玉。当这个消息传出时，车间里的人们都大吃一惊。按那时候人们的旧看法，一个有技术的挡车工，要比一个扫地工的地位高得多，从工资来说，龚宝妹的工资就比张家玉的工资多一倍。她为什么要去爱这个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呢？龚宝妹笑着对她的姐妹们说：她爱的不是地位和钱，她爱的是人，因为张家玉为人老实，有上进心，将来是会有出息的。
龚宝妹和张家玉很快就筹备结婚了。她拿出了她几年来的劳动积蓄，购买了家具、衣服，还买了日用品，搬到了张家玉那间几乎一无所有的空屋里。张家玉对于龚宝妹的这种真挚的爱情，真是又惊喜、又感激。
上海解放后，张家玉由扫地工提升为车间的揩车工。这一对青年人的进步都很快。张家玉在妻子的勉励下，刻苦学习文化，他向妻子表示，一定要在将来争取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人。1952年暑期，厂里决定保送一批有培养前途的工人到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去学习，张家玉被列入了这个名单。
这个消息给小家庭带来了无法形容的快乐。在张家玉到学校去的前几天里，龚宝妹日夜不停地为他筹划一切。她给他买了一只皮箱，日常穿破的衣服一件都不让他带去，从衬衣到棉衣，都想办法做新的。另外还给他做了一套毛哔叽的衣服和买了一只手表。在张家玉临走的前一天晚上，龚宝妹正当夜班。她把箱子里的衣服整理好，一直等到快要拉上班汽笛的时候，才轻轻地推醒了酣睡的丈夫，叮嘱了又叮嘱，然后轻快地向厂里走去。多少幸福的想法在她心头翻腾啊！
龚宝妹从此担负起家庭的全部责任，她要进厂做工，还要带孩子，操持家务。过度的劳累，使得这个本来健壮的纺织女工，身体一天天衰弱下来了，红晕在脸上消失了，但她毫无怨言。
这时候张家玉生活在另一个天地里，那里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有趣。他在幸福中生活着。最初他还在星期天回去看看妻子和孩子，但后来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开始对家庭发生了厌恶的情绪，觉得什么都不顺眼，家庭的温暖在他的心头渐渐淡薄了。
起初龚宝妹还不理解张家玉心情的变化，每次他回家发脾气时，她总以为是学校里功课太忙，使得张家玉心情不好，在他回来的时候，便尽量打发孩子走开不来打扰。
有一次，张家玉一连好几个星期没有回家。龚宝妹以为他病了，就在一个休息的日子，带了她丈夫喜欢吃的荷包蛋和糯米团，同孩子们一齐到学校里去探望他。学校离厂非常远，好容易到了学校，一打听原来张家玉没有病，他和同学们出去玩去了。龚宝妹和孩子们就在学校的传达室等着。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从上午九时一直等到下午四时，孩子们已饿得哇哇叫了。这时候，张家玉和同学们郊游回来了，他的手里轻松地摇着一支刚抽芽的杨柳枝，嘴里还哼着什么。当他走进校门，突然看到传达室里等候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时候，他的脸刷地变了。等同学们都走进去以后，他就冲进了传达室，面孔一沉，狂怒地叫了起来：“谁叫你们来的？这里是什么地方？看你这付样子，不是存心要丢我的脸吗？”
龚宝妹在什么地方给她的丈夫丢了脸呢？难道有一个工人妻子，就是丢脸的事情么？难道一个工人就不能到大学里来么？……丈夫岂有此理的责骂，使龚宝妹又气愤，又悲伤，她开始预感到丈夫的可怕的变化。
果然，过了不久，张家玉终于提出了离婚的要求，两个人一起来到了法院里。张家玉提出了三点离婚的理由：一、他们是包办婚姻；二、一向感情不好；三、相互的地位不相称。前两点理由是他捏造的。第三点也只是他自己认为的理由。
“我很快就要在学校毕业了，我将成为纺织厂的一个技术人员，甚至工程师，我的妻子至少应当是一个车间管理员，……”张家玉两手插在裤袋里，昂着头，振振有词地陈述着他的理由。他大声对审判员说：“龚宝妹是一个工人，文化很低，她的地位与我的地位太不相称，这怎么还会有感情呢？我很难再和她共同生活下去！”
本来，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龚宝妹已无需再把自己的爱情虚掷在这个人的身上了，但善良而又过分软弱的龚宝妹没有这样做，她流着泪要求法院成全他们，她决心要等待张家玉的回心转意。
张家玉自从正式提出了离婚要求之后，就对家庭的生活费用完全不管了（虽然国家每月仍然发给他津贴），甚至当年为他上学购置衣物所欠下来的债务，也不肯偿还。龚宝妹一个人负起了瞻养四个孩子的沉重担子，还要为他还债。生活甚至逼得她不得不到菜场上拾烂菜，或者到厂的大食堂里倒剩菜，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有时为了让孩子能吃饱，她就饿着肚皮去上工。在一个闷热的傍晚，龚宝妹突然面色惨白、四肢无力地昏倒在车间里了。等姐妹们把她搀起来救醒的时候，她再也掩藏不住自己的痛苦，便流着泪，诉说了她不幸的遭遇。
消息传开后，厂里无数同情支援的手向她伸来了。厂的工会听说龚宝妹家里没有米吃，就把米送去。知道孩子没衣服穿，就把布送去。许多同志跑去劝慰她，要她坚强地站到集体生活里来。过分软弱的龚宝妹开始坚强起来了，她发奋地工作着、学习着，去年成了她入厂多年来工作最好的一年，最后她被评为厂的先进生产者。
在我们国家里，难道还有比在劳动上做出了出色成绩的先进生产者更荣耀、更有地位的吗？但张家玉对地位的看法不同，他依然坚持要求和妻子离婚，他到郑州去实习以后寄来的第一封信，仍然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张家玉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结果，损失了“地位”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正是他自己。他在本厂群众中间的“地位”已丧失殆尽了，工人们愤愤不平地责备他、嘲讽他，尽管他今天已经是一个大学生。
抛弃那些肮脏的早已过时了的“地位”观念，回到正路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