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农业社的女主任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三个农业社的女主任
本报记者　李剑虹
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期间，我访问了出席会议的三位农村妇女。一位是满面皱纹的老大娘，那皱纹记载着她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艰苦斗争；一位是抱着婴儿的母亲，他性情温和但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一位是朴实的壮年妇女，她在领导农业合作运动中表现了突出的才能。她们都是农业社的主任，她们都有令人钦佩的模范事迹。
坚持民主办社的朱文华
那位壮年农妇名叫朱文华，是山西省阳曲县“五二”农业社主任。她今年三十二岁，没有念过多少书，但是面对着六百一十四户的大社的许多复杂问题，却表现得很沉着，处理得井井有条，人人满意。
这个高级社初建成的时候，也比较混乱，无论大小事，都是“社员找队长，队长找主任”。结果，问题堆成了堆，既得不到社员支持，又弄得上下不通气。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她在管委会上提出了民主办社的办法。当时，大家都很反对。他们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大家都当家，一事无成。”但是，她没有被碰回去，她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以办初级社的时候运用社员代表会议的实际经验说服了大家。
管委会统一思想以后，就召开了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由于目的性不明确，管委会将事前拟定的社章、生产计划一下子都提交社员代表大会讨论。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她并没有为此灰心。她同管委会的委员们总结了这次会议的教训，接着又召开了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前半个月内就作了认真的准备和布置，管委会还抽出六个干部分赴各队给社员报告和讲解会议内容。他们一方面广泛宣传社员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一方面代表管委会向社员深刻地检讨了过去不民主不深入，以及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没有充分发扬民主的缺点。这样，大大启发了社员和代表们的积极性，大家提出了不少批评和改进工作的合理化建议。这次大会不仅改进了管委会的领导，加强了劳动管理工作，并且大大鼓舞了社员和社干部民主办社的信心。以后，每遇到有关社员群众的重大问题，上下都主动地要求采用这种民主方式解决。一年来他们共开过七次社员代表大会，每一次大会都促使这个合作社向前发展了一步。去年这个社农副业全面大丰收，粮食增产30％多，副业增产了十三倍，每个劳动日分得了一元四角。
罗秀英在斗争中百炼成钢
老大娘罗秀英是河北省沧县兴华社的主任，是一个百炼成钢的老模范。当我走进她住的房间的时候，一位青年军人正在和她亲热地交谈。我以为这也是访问她的人，经过介绍，才知道是她的儿子来看她。我们正谈着的时候，她又被人找去照团体像去了。
她走后，青年军人向我热情地谈了他妈妈的许多模范事迹。他说：他的母亲1938年就入党了，近二十年来，在各种革命工作中都是站在最前面的。他谈到了抗日战争中的情形：那时，他的父亲死去了，母亲拖带着他们年纪很小的兄妹三人，不仅要靠自己艰苦的劳动维持全家的生活，而且还要和敌人进行种种艰苦的斗争。她在危险的情况下，曾掩护过革命同志，也曾为我军送过情报，为此常常被敌人追得东藏西躲。有一次她钻到地道里，几乎被敌人的毒瓦斯熏死。就是这样艰难、危险，也没有使她对敌斗争的意志发生一点动摇，一直斗争到最后解放。
接着又介绍了他母亲在生产战线上的一些突出表现。早在1950年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她以多年来丰富的生产经验，在三亩地上亲手创造了亩产五百斤籽棉的纪录，并按植棉顺序总结出来了一套先进的技术。接着，在互助组和合作社里，又培育了谷子、玉米的高额丰产田。她不仅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并且有明确的群众观点和高度的阶级觉悟。她那种大公无私和克己奉公的精神很使人钦佩。每遇到水灾和青黄不接的时候，愁得她白天晚上放心不下，她看到社员受饿比自己受饿还难受。几年来仅她自己就拿出了六百多斤的救济粮，儿子从部队寄回的钱她也都救济了人。她自己的生活却很刻苦，粮食不够吃了就以豆饼充饥。
我们正谈间，她又回来了。她接着又向我谈了去年社内受灾情况和当前社里的生产自救问题。她虽然已近五十岁，但是记忆力还很好。她告诉我，全社已组织起了十八种副业生产。开始的时候男社员都有活干了，妇女们还都闲着，和供销社订了纳鞋底的合同后，年青利落的妇女才都找到了活，可是年老和技术不好的妇女仍然没活干。为了解决这部分妇女干活的问题和提高纳底的质量和速度，又组织了辅助性的缝衣小组和临时托儿小组。现在，全社男女社员都参加到副业生产中了，总计每天的收入有五百三十五元。她满有信心地说：今年上级领导的真好，不用愁春荒难度，春耕生产也绝不会受影响。今年如果不遇大灾害，一定能增产；就是遇到大灾害，也绝不会再受到去年那样大的损失。
陈淑贞办社越办越有劲
抱着婴儿的母亲名叫陈淑贞，是安徽省宿县“三八”农业社的副主任。她为了参加这次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不顾风寒、路远，带着三个月的婴儿来到了北京。
当我问起他们的社为什么命名为“三八”社的时候，她骤然精神百倍地向我谈了起来。她说：说起来话长。原来我们那里的妇女一般都没有下田做活的习惯，只有我从小就跟着父亲下地干活，所以地里的活样样都会做。在刚组织互助组的时候，我便参加了。全村渐渐都组织起来了，只有八户军属和寡妇，哪个互助组也不要她们。我看到这种情况很气愤，一赌气退出了原来的互助组，和这几户妇女另组成一个互助组。
她一面给孩子吃奶，一面意味深长地继续向我说：我们才组织起来的时候，在生产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不仅劳力少（全组只有八个壮年妇女、四个老弱妇女），牲口农具更少，全组只有一个驴。不得已，大家摊钱又买了一条牛。虽然有这些困难，大家仍然硬着头皮往下干。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不蒸馒头也要蒸（争）口气！”一定要比他们那些互助组干得好才算话。因此，每个妇女都很能吃苦。耕种的时候牲口不够用，大家都争着拉犁。夏收当中，妇女们割一整天麦子，腰都酸痛得直不起来了，稍微休息一下，接着又一趟一趟地把割倒的麦子都背回去。有些妇女的肩膀都红肿流血了，当着别组的人也不叫一声痛；晚上睡下后，浑身酸痛得大半天不能入睡。就这样干了两年，年年都显著地增产了。1953年互助组转成了初级社，这时候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社里有两头牛和两个驴了，妇女的劳动技术都提高了。办社头一年就空前增产，每亩产量比其他社高出了十二斤十二两，一亩麦子就打二百五、六十斤。秋收后，社又扩大到了七十户。大家越干越有劲，这个社年年都在扩大，渐渐成了全乡十二个初级社中最好的一个。并社升级的时候，以这个合作社为主合并成了一千零一户的大社。因为这个社当初是由妇女们兴办起来的，大家为了纪念这件事，便把它命名为“三八”社。
最后她又说：直到现在，这个社的妇女们仍是处处当先，有70％的妇女都学会了拌种、浸种、人工授粉和使用双铧犁等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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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们虽然仅仅作了粗浅的访问和短短的接触，但是给我的印象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直到现在，每想起她们那种对人民的热情，在革命道路上猛进的勇气，在各种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我就不禁为国家有这样的优秀女儿而感到骄傲，为妇女中有这样的人材而感到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