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选择了光明的道路——记一个台湾特务分子的自首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他选择了光明的道路
——记一个台湾特务分子的自首
新华社记者　方力
广东省公安厅6日宣布对从台湾派遣回来的已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的特务分子田秀昌不加任何追究，并且根据他本人的意愿，帮助他回到他的家乡河南省郾城县作适当安置。这个曾经误入歧途的二十四岁的年青人，这几天正怀着愉快的心情收拾行装，准备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跟家人团聚。
在深圳桥头自首
去年10月28日的下午，在深圳车站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个青年旅客。当他通过深圳桥北端我人民解放军岗哨的时候，神色有点仓惶，似乎欲行又止，但最后终于下了决心，一步就踏进来了。
在桥头值勤的解放军军官向他略一盘问，他就鼓起勇气说了出来：“我是台湾派来的特务，我来向人民政府自首。”
误入歧途
这个青年人就是前面说的田秀昌。
在1949年大陆全面解放前夕，他随着一个当国民党军官的亲戚逃到台湾。那时他只有十六岁。在这个亲戚的影响下，1952年他在基隆市一个海军船厂工作的时候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特务机关也看上了他。1956年春，他终于成为蒋介石集团“情报局”的特务人员，并且在台北市郊蒋介石集团特务机关的“单训室”里单独地接受了特务训练。训练结束时，他的特务上司就叫他给住在河南家乡的亲人写信，信中说解放后他“一个人流浪在香港，现在生活很苦”。这些信都由香港的特务机关转收转发，以便田秀昌日后能利用这些关系潜回大陆。
没有多久，田秀昌的哥哥来了复信。田秀昌的特务上司就教他继续和家里通信。他哥哥在继续收到田秀昌的来信后，对这个“流浪”的弟弟非常关切，并且问他需要什么帮助。这时候，特务机关认为：派遣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蒋介石集团“情报局”的一个“高级官员”，在1956年7月初接见了田秀昌，亲自“面授机宜”，告诉田秀昌的任务是“行动爆破”，但要他“长期潜伏，待机行事”。并且要他在大陆“生根立足”以后，就开始进行发展组织等等，配合军事行动有价值的情报仍然要收集上报。特务头子对他的活动方法、活动地区等也作了具体布置，还授予他“中尉”军衔，对他表示了很大的“期望”。
“决心”动摇
田秀昌来到香港以后，就跟“情报局”驻港特务分子联系上了。这些特务分子一面积极为田秀昌潜回大陆作准备，一面要他熟悉香港环境和阅读祖国的书报，以便将来他能冒充这几年在香港工作和伪装进步。同时，还指示田秀昌继续同他哥哥保持联系。
对于饱受国民党毒素宣传的田秀昌来说，祖国书报中所报道的一切事物都是新鲜的。这些书报告诉他，祖国正在进行着宏伟的建设，国家天天走向富强，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裕。田秀昌后来回忆说，给他印象很深的是，像汽车和飞机这样复杂的产品祖国都制造出来了。展现在他眼前的这一幅图景，跟他过去听到的那一套宣传都截然相反。在这样的新事物面前，他的思想开始变得混乱了。“这一切是不是都是真的？我过去是不是都受骗了？”他的脑际第一次出现了这些疑问。
他哥哥给他的来信愈来愈多了。信中先后告诉田秀昌，家里已参加了集体农庄，粮食每年都有余，他本人做了小学负责人等等。每一封信都不能不引起田秀昌对往事的回忆。他想起自己家里过去一贫如洗，也因为这样，才迫使他从小就跟随那个做大官的亲戚在外面奔跑。现在家庭的光景却一天比一天好，哥哥过去当国民党军官，现在却做了小学负责人。田秀昌说，他自己问自己，假如书报说的是“宣传”，难道哥哥的话还不可信？再加上他回想起在台湾看到的许多乌烟瘴气的事情，慢慢地，他觉悟到自己过去受了骗。他做特务的“决心”开始动摇了。“我背叛祖国究竟为了谁？”他这样问自己。
广州市破获十几批特务的消息，恰巧这期间在香港报纸登载出来了。对于田秀昌，这些消息是个严重的警告。任何背叛祖国的敌人，等待他的就只有这样的命运。田秀昌说，他同一时候在报上也看到了特务分子的另一种命运。一个叫王显晶的特务分子在广州自首后受到了宽大处理，被分配在一家国营商店工作。两条道路，何去何从，他面临到了最后考验的时刻。
选择自新之路
“祖国能不能原谅我？”这是田秀昌当时最大的顾虑。就在这个时候，他哥哥的又一封信来了。由于他前几次给家里的信中伪造的事实有许多前后矛盾，他哥哥对他怀疑起来了。质问他过去一直跟那个亲戚，后来怎又会流浪香港？并且劝告他：不要再流浪了。不管过去或现在做了什么坏事，只要回来交代清楚就好了。田秀昌回忆他读了这封信的时候的心情是，激动、惊恐和希望交织在一起。他说：我那时再没有别的抉择了，哥哥说得很清楚，回来交代清楚就没有事，我能不信？而且我还未回去他已怀疑，回去还能不暴露！而且，我离家快十年了，我爱妈妈，爱我的家乡。我干吗要做特务来背叛自己的祖国？他说，尽管那时他还有点疑虑，但他终于下了决心：向人民政府自首，重新做人！
1956年10月28日的中午，田秀昌踏上了开往罗湖（深圳南面一个站）的列车。两小时后，他就出现在深圳桥上。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