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房社十日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槐房社十日
本报记者　傅冬
社主任带着我在地里转了好一阵了。他一面走，一面向我介绍：“这都是我们去年新开的稻地。过去这种碱地种高粱，一亩只能打三、四十斤，开成了稻田，收成不算好，一亩还打了二石五六。……这是我们新开的水渠，能浇一千亩地。……那是泄水沟，以后雨再下的大，也不怕了。……”
渠里的水缓缓地流着。走不多远，就看到有水从下面冒上来，像泉水一样。社主任说：“这是我们打的竹管井，一年四季有水冒上来。1956年我们打了八十二个，今年还要打七十一个。”说到这里，他用手指着远方说：“你瞧，那儿不是有人正在打井吗？”
从社主任的嘴里知道：北京郊区的这个槐房乡，不是什么先进乡。1953年冬天才成立了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个十七户，一个十一户。1954年秋，两个社合并并扩大到四百二十七户；到1955年冬转为高级社的时候，全社已经增加到一千零一户。这一年，又开了一千亩稻田。现在，全社有二千八百七十一亩稻田，一千三百八十七亩菜田，六千一百二十亩旱地。去年雨下得大，旱地涝了不少。可是，平均每家还分了三百九十八元。
我们边走边谈着，远远地看见一座房前堆着一大堆一大堆的麻包。走近了还听到机器轰隆隆响，原来是个碾房。机器就是不慢，三下两下，就把稻子碾成白净净的米了。
我们来到了暖房。长排长排的玻璃窗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屋子里堆满了西红柿，个儿大，皮儿红，别说吃，看了都馋得慌。这些暖房都是新盖的，一共有二百六十间。暖房技术员，五十七岁的种菜“把式”谢鸿亮说，他长了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好的西红柿，一间出六十斤——早先，一间出二十多斤就算不错了。
人们介绍我去看韭菜，鲜黄水嫩的有一尺来高。他们说：不是吹，这样的韭菜在北京城今年算拔尖儿的。
我又看了豆腐坊和猪圈，好些猪胖得肚子都快拖到地上了。要看的东西太多，一直到我走的那天，也没看完。
我去贫农郭景明家串门。他是韭菜暖房的技术员。
我到槐房乡后，常听人谈到这老头儿，也常听人谈到他窗外的那十几亩地。老头儿小的时候，听爹爹说过，窗外那块地上原来有好多皇帝的房子。后来满清皇上倒了。给皇上看房子的人就拆下好砖瓦卖了。爹爹带着病，爬在地里，一点一点把碎砖烂瓦扔出去。好容易清理出来能种地了，那个给皇帝看门的人说，这块地是他的，要种得交租子。就这样，交了几十年租。拉的债到解放的时候也没还清。
老头儿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这十六亩地归了自己。地土是这么好，孩子也拉扯大了，多种几亩菜吧！卖的钱多，自己也在行。可是肥料、水车、牲口，样样没有。他不敢多种菜，只种了一、二亩。一直到1954年当了社员，这地里才长满了黑紫黑紫的茄子，绿油油的菠菜、西葫芦、白菜……。他自个儿也专门种起菜来，不管别的了。
菜，这两年长的是出奇的好。像白菜，一亩竟出来了一万斤，比解放前高出五倍。暖房的韭菜一畦由一百五十斤（单干的时候）提高到三百斤。看着都爱死人！老头儿用什么法儿增的产？人们都想知道。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以前各人种各人的，自己都以为自己有一套，谁也不告诉谁。其实各人知道的不过是那么一点点。现在的菜是四个技术员在一块儿合计着种的，怎么会种不好！”
屋里走进来个人，老头儿接着说：“你看，这就是入社的好处，他要赶车给蔬菜公司送菜。要在过去，一家得去一个人；现在，一千户只要两个人就行了。你算算看，光这就省了多少人力！”
老头儿一谈到菜地里的两眼“电井”，就眉飞色舞：“嘿，一个顶十个水车！要不入社，谁家能用上这？”
正说着话，屋里拥进一伙孩子。郭景明高兴地说：前面的两个是他的大闺女、二闺女，后面是他的四小子和五小子。他们放学回来了。两个大儿子都参军了，老三在饲料公司工作。这两个闺女，原先白天下地，晚上上夜校。今年，他一个人一天就能挣十几分（夜里看暖房，一点钟就是一个工分），就把他们送到学堂去了。我看孩子们都穿得挺干净利落，大的两个穿着花棉袄，外面都披着件有长毛绒领子的短棉大衣；小的也穿戴得很整洁。
饭端到炕桌上来了，是肉馅饺子。老头儿一定要拉我尝一口。他说，“今天在饲料公司作事的三小子回来，就捏了点儿饺子。现在社里给家家都分了大米、麦子、白薯、玉米、白菜……。家家都吃的花稍了。要在早先，自个地里没有种，那能吃得上？”说完停了停，他又加了一句：“生活过得有点儿浪费呢！以后要节约节约。”
老头儿一面吃，一面慢悠悠地说：“入社那年，涝了，雨下得连乡里的大路都积了五、六寸的水。我心里嘀咕了好多天，哪知道到年底一算，拿的钱比往年多了两倍。1955年分的老玉米、稻米、白薯、白菜、萝卜、咸菜，多得小土房几乎都放不下了。头年就有人劝我盖几间房，我不肯，把钱投到社里了。可家里人口一年年在加，自己手头也不是没富余钱，加上社里有人会木工活，有人会作瓦工；就这样，你帮一下，他帮一把，十几个人没用一个星期功夫，就盖好了五间砖房，全装上了玻璃窗，连隔扇有的地方也用的是玻璃。”
老头儿脸朝着窗外看了看，接着说：“合作社这道儿是走对了。但是，是不是没一点缺点呢？也不是的。窗外那块地，1956年就闲过两个月。原先打算种小白菜来着，后来听说要盖什么俱乐部，就停下来了。结果，俱乐部没盖，地也荒了。……今年有二十亩白薯冻了。蒜，到时间没收拾，也糟蹋了不少。”
天已经完全黑了，郭景明要上暖房去。他一面往外走一面说：“这些事，只要改了，就没事了。唉，当个家也真不容易呵！你想我们管一个几口人的家都常伤脑筋呢！现在社干部当的是一千户人家的家，还是头一年，怎么能一点错都不犯呢！”
人们介绍我去找找贫雇农王东海。他种的一手好稻子，种了二十年了。人家说：现在虽然是农闲，可是要找他却不容易——他不是去收拾藕，就是去碾米。
碰巧有一天刮大风，我又起了个早，想到他家截住他。总算运气好，找着了。
他说：“现在忙是忙，但不像以前那样操心了。给地主干活的那阵，整年忙，整年没吃饱过。分了地自个儿干，整天忙着借水车，借牲口，好不容易借到手了，又得忙着喂牲口，拉水，放水。忙完了这，又忙着平地栽秧。一个人怎么能忙得过来呀！只好找人帮个忙，农忙时谁有空？等到人家有空了，去插秧，又太晚了，这样就不能不少打好多稻子。……现在社里又是电滚子（电动机）、电力水车、又是钢碾子、拖拉机。干活不像早先那么费劲，也不那么伤脑筋了。”
他停了一下，问我：“你去新开的稻地看过吗？那地开的真漂亮，只用了一个多月的功夫就开好了。今年多亏开了这稻地，不然雨这么大，哪还能分这么多钱！”
“当然，毛病也不是没有。上面没抓紧，肥料上的不及时，芽子也养晚了，一亩只打了两石半。要是收拾得好，今年一亩顶少也能打三石。……生活上也有些不方便，比方：分的柴火只够烧一个月。去北京木材厂拉点刨花劈材来烧吧，社里的车太忙。买粮食，得跑几里路到粮食供应站，要耽误半天工。吃点新鲜菜也得跑到槐房菜站。……”
“可是，这些不方便，比起我的大方便来，算得了什么呢！”他指着碗里的饭菜说：“合作社是好是坏，别说大人，问问村里的娃娃，他们都能答得很对。”
我还去看过中农张文周。他是青年队的一个组长，夜校的积极学员、坑头识字组的出色教员，还是社里剧团的导演。
入社以前，张家有八亩水浇地、四亩园地。夫妇俩忙一年，收入不算坏，可生活却过得很狼狈。到6、7月西葫芦下来的时候，半夜就得起来进城卖菜。卖了回来，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又得到地里去收拾菜。等菜装上车，天又黑了，闭一下眼，又得起来喂牲口、赶路。女人忙地里的活，孩子扔下没人管，三天两头生病；这一来，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大都送给医院了。1954年入社以后，干了一年，得了四百多块钱。他女人主要在家管孩子。现在孩子没病没灾，大人心里也痛快了。他们打算等孩子完全好了，放在托儿所，女人也到地里去。
他说，早先他不识几个字。这几年，特别入社后，晚上的空闲时间多了，能专心一意念书，现在他已认得四千多个字了。排个评剧，剧本也都能看下来。要是还单干，黑夜当白天，一辈子恐怕也识不了这么多字！他说，社里不但该上学的娃娃都上学了，连老头、老太太很多也加入坑头识字组了。
“生活中间也有小小不方便的地方。像吃菜，以前想吃葱了，就到地里拔一根；现在得到菜站去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以前那能像现在这么各样粮食都吃得上！花点零钱，是不像早先那么方便了。但紧一紧也就过来了。过春节的时候，可真能置一些大东西呢！再说，平日生活实在太紧了，还可以到信用社借钱。”
社里的人说，孙德广家是社里有数的富裕中农之一。我去一看，果然气氛不同，外间、里间屋都堆着大口袋粮食。桌上还有一个新式座钟。
孙德广夫妇和六个孩子原有十二亩旱地、八亩水浇地。他一直单干，到1955年底全乡都合作化了，才入社。他的妻子张秀英说，往常他家种的韭菜，到二月天，长得就像筷子一样粗；玉米长得高过了房檐。入社以后，到地里一看，草长得有二尺高，也没人管，韭菜叶子全糟蹋了。谈到这里，勾起了她的心事。他们讲到过去夫妻俩怎么起五更睡半夜地去地里干活。“拔草的时候，不管太阳晒得多热，雨多大，从没歇过。孩子放学回家也到地里帮忙”……。“现在队里人心不齐，你卖力，别人糊弄，这怎么能把地种好呢！”
“庄稼该怎么种，也不找大伙商量商量！”孙德广说，社里只一个劲儿把区里的指示往下“贯”，结果棉花、大辣椒都种的太密了，没收什么。二十队的白菜有好多冻了，他建议先别入窖，不然，一下子入窖准烂。可是，社主任不考虑考虑别人的意见，就说：“入窖吧！”这一弄，白菜统统烂了。”
他谈到这里，摸了摸炕，很不愉快地说：“柴火也按劳动力分，你看，炕冷得像石头一样。往年，棒子秆、棉花秆地里有的是，烧也烧不完。”
正说着，一个孩子过来拉他妈的衣襟，大概是要钱买糖。这一下，她又难过起来了：过去自个儿种菜，零花钱没断过。我们当家的去卖一回菜，回来总要给孩子带点糖果呀，饼干呀！孩子们花个三毛二毛的，我们没当回事。现在要一分、二分钱，也不得不打打算盘了。”
从地又谈到大车，这也是他们夫妻俩心上的一块病。他们说，车到社里，拉沟泥积肥，毁的不像话了。要是用自家的东西，谁也不会那么不经心！
孙德广讲到这里，过了一会又说：“我这是有牲口、有车、地好的人说的话；对原先没牲口没车的人讲，那还是好，他们不要东借西借了。再拿积肥说，单干的时候谁能一亩地上八千到一万斤肥？顶多也不过二、三千斤。”他女人这时也插话了：“要是我们家有两个劳动力就好了。”她说：“以前自己种地，我顶一个全劳动力，地就在家跟前，做一做，回来给娃娃喂一喂奶，又去了。两个孩子，以前放了学可以到地里摘摘棉花、改改畦口，或者薅薅草。现在只好在家玩了。”
“合作化这道儿是对。合作化就好比是本好书，可惜有些人有些地方给念错了。”最后，孙德广这样说。
我离开槐房社好几天了。一直到今天，我还常想起社员们在供销社挤着买东西的热闹场面；想起好些社员家门口堆的盖新房用的砖和木料。我也不能忘记社员们说的“合作化这条道儿是走对了”的话。可是，这道儿上还有好些事要我们去做：为什么社里订计划的时候不找大家商量商量？为什么不可以给那些不能下地的妇女找点副业活儿干干？（附图片）
春临海南岛，椰树映稻塘，社社插秧忙。　新华社记者　李起龙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