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社里落户的乡长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一个在社里落户的乡长
东园 石村
在回家的路上
赵榜厚是陕西省丹凤县凤麓一社的副主任。三年前，当他在资峪乡担任乡长的时候，他家乡的村上办起了全县也是全商雒专区的第一个农业社。社不大，只有十一户，县委还派有干部常驻；但是，在当时，要让这个嫩芽茁壮地成长，确实是不容易的。县区党委为了把全专区农业合作化的第一面旗子竖立起来，决定让赵榜厚回家到这个农业社参加领导工作。
对于这个任务，赵榜厚虽然嘴上也接受了，在道理上他也想的通，“去吧，到哪里还不是工作，只要给人民真正做点好事，……”可是，当他背起铺盖卷回村的那一天，他的情绪却特别坏起来。在路上，他犹豫这犹豫那，“回去受苦咱不怕；要是社办不好，怎么办？”从个人和前途和乡邻的看法上，也给自己提出了一连串苦恼的问题：“农业生产整天与牛犁粪土打交道，将来会有啥出息？”“不当乡长，去当社干部，别人会不会笑话？这以后村里的人能看得起自己吗？”……这些问题像毒蛇咬着心一样，使他焦急、烦闷，脚步沉重。他往常从家到资峪乡那二十多里路，吃过早饭动身，不到中午就到了。可是这天回家，日偏西多时了，还没走完这段路程。路上碰到熟人，他也不愿打招呼，有的人问他到哪里去，他只含含糊糊说“上区开会”。
重新携起手来前进
十一户的凤麓社，主要是由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组成的。这些人和赵榜厚都是从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中一道成长起来的。社员知道赵榜厚同志这次回家是来参加社的，都特别高兴。社主任贾宏福一见面先打趣地问：“当乡长呀还是当社干部，思想通得过吗？”接着握着榜厚的手说：“榜厚，好坏你当了几年干部了，政策熟悉，又认字，你一回来呀，咱社里就好办了，咱就能大步前进了。”那天晚上，和他过去要好的一些穷朋友，一个个都来看他，和他谈心。雇农社员陈四来见了榜厚，激动地说：“以往咱们不管土改、修渠，都是同来同去，现在你在这个时候，又回来了，正来的好，这下咱就能干起来了！”一个个青年小伙子和他谈了一阵走了，紧接着来看他的老年人又挤了一屋。“社不好，政府也不会叫咱们办。”近五十岁的雇农罗福有老汉给榜厚继续说着他心里的话：“就是社里眼前做活，咱庄稼人实在看不惯；你当了几年干部了，啥政策你都了解，这次政府叫你回来，做的对。过去咱这旱地都能打粮食，把社办的好好的，我不信咱这水地做不好庄稼！咱可是受苦的人，你们只要把社领导好，你们叫我怎办，我就怎办……”
榜厚听到了乡亲们的这些话，使他那不安静的心情平静下来了。当他和过去的那些伙伴一道踏上村外的田地，看见龙潭渠的滚滚流水的时候，他感到回到社里重要了。乡亲们欢迎他回来，就是希望他和以前领导民工修渠一样，把社员发动起来，把社办好，让大家更快地把日子过好。
提起来，时间很久了。刚土地改革以后，县委张书记有一次到村上来和大家座谈怎样提高生产。贾宏福是个石匠，曾在三原、泾阳一带锻过磨子。他说：三原、泾阳一带，人家修了水渠，靠浇地种田，产量又高又保险。这里有很多水白白地流走了；如果也像人家一样，修起渠利用起来就好了。当时乡上研究以后，就提出了一个修渠计划送到县上，县上派人勘察地形以后，确定三个乡合修一个龙潭渠。1952年3月动工。贾宏福担任水利委员，赵榜厚担任了乡民工大队长。从春到冬，劈山削岭，填土打石，工程艰巨，有很多地方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赵榜厚领导一群青年人，组织了一支“加强组”，专门挑选最困难的任务。这条渠几乎修了一年，榜厚始终没离开过工地，渠成放水的那天，榜厚被评为甲等模范。那时候，榜厚心里兴奋极了。认为从此以后当地人民生活会大大改善。可是，这十里长渠浇灌的三千亩土地，被割成小块种植着，增产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他想，在领导民工修渠以后，由于工作需要，自己当了乡长；现在为什么就不能按工作需要再回来领导办社呢？”榜厚想到了这些事，他更增添了领导办社的信心，也打消了考虑“个人前途”的念头。他要和大家再一起前进，他不能离开这愉快的劳动行列，他要满足村上人的希望，和领导修渠那阵一样，挽起袖筒、裤腿来，努力干下去。
同社员在一起
榜厚回到社里不久，就发现社没办好的主要问题是：社干部不够团结，社员社干部都没有遇事商量解决的习惯，动不动就是大声嚷吵，影响社员的生产情绪。驻社干部姚孝廉对这些情况都了解；可是因为对每个人的性格还掌握不住，对这个问题怎也解决不好。榜厚就利用生产空隙和吃饭休息时间串门谈心，一家一家了解人们的心思；找寻社内发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
榜厚的哥哥宽厚那时候是社里的副主任。宽厚是个积极热情的人，就是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和人嚷吵。为这事，年迈的母亲经常捏着一把汗。榜厚回来那夜，她就心事更沉重了。她告诉榜厚：“一听见有人吵嚷，我就当是你哥，你又回来了，这怎么得了？”榜厚给母亲宽慰说：“党让我回来，就是为了叫我帮助大家团结一心办好社。只要大家团结了，你还愁怕什么呢？”几个晚上，榜厚就先和哥哥进行恳切谈话，弟兄两个一谈谈到半夜，他哥认识到了光凭热情、不讲方式方法给社带来的坏处，坚决改掉自己的坏脾气。
社主任贾宏福做事稳健，却不善于同大家商量办事，社员对他意见更大，榜厚就帮助宏福分析社的问题，使宏福认识民主办社的重要，学会互相协商办事的本领。
这样，一家一家，说的社干部和社员都心服口服，各人知道自己有缺点，也知道别人有优点；开了几次检讨会议，就解决了不团结的问题。
当时，社里还有一个大问题：评分记工办法不合理。记工不分劳力强弱，一律按做活时间记工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翻阅了外地经验，找到了东北一个社包工的办法。当时他虽然尽力宣传，让大家酝酿采用，可是大家不摸底，不愿意实行。最后，他就先领导青年赵宗正、贾志发、陈四来等研究，包拔了一块棉花杆。接着，又试验了担粪的包工。原来向马营池地里送粪，每个劳力齐起齐落，每人每天只能送十八担。试行包工按做活多少好坏记分以后，强的劳力可送到二十一担。有了定额，大家在记工的时候也用不着为你多我少去争吵了。从这时候起，他们就开始实行包工，逐步解决了生产混乱的现象。
榜厚回到社里以后，一直是直接参加生产的。去年这个社转成高级社，户数多了，他的工作更多了，还做了六十多个劳动日。榜厚对每家社员的生活也十分关心。去年过春节，他发现赵安娃、杨发兴两家没柴烧，社里离山远，又快到除夕，再动员社员上山砍柴也不合适，他就把他腰里留下过节的八元钱，完全借给这两家买了柴。
就这样，这些原来在民主改革运动中的老伙伴们，又共同携起手来，向社会主义前进了。在榜厚的影响下，社干部不团结、生产混乱现象很快克服了。村上原来一些认为农业社七嘴八舌会吵烂的人，也改变了看法。加上社内增产的事实吸引着人们，社一年一年扩大了——二十八户，一百零一户，四百一十户，现在达到了四百四十户。产量呢，按粮田平均亩产量说，单干时候二百五十六斤，互助组时候三百四十三斤，初级社时候三百六十七斤，到1956年办高级社的时候，已接近四百斤了。
旗帜树立起来了，凤麓社成为全县第一类的好社。县上经常让这个社的干部介绍经营管理、生产措施等方面的经验。社员们现在对榜厚回家领导社更感到满意了。他们说，凤麓社生下来以后，从没离开过奶妈（指驻社干部），可是问题还是一大堆；自从榜厚回来以后，他熟悉情况，作风好，和全体社干部一心干，这个社很快就能离开奶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