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彭公的抗议”的意见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对“彭公的抗议”的意见
崔宗铎
作为新华书店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对海默同志“彭公的抗议”（见人民日报2月12日八版）一文，提些意见。
海默同志为需要文化生活的农民呼吁；他深入到农民中间，发现问题，对工作中的缺点，直率地提出批评，我都是赞成的。海默同志的批评，从积极方面看，也会促使有关部门更进一步去检查工作中的缺点。但是，海默同志仅仅在一个乡看到一些农民只能读到“一本看了二十多年的‘彭公案’”，再加上他到附近的新华书店去没有买到“三国演义”、“水浒”、“三里湾”等书，就作出结论说：“今天这种认真为农民文化服务的作风减少了”，特别把新华书店指责为：“更庸俗的，更形式主义的，更喜欢伪造成绩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真的“今天这种认真为农民文化服务的作风减少了”吗？据我了解，新华书店去年就把农村的图书发行工作放在第一位。配备有四千多流动供应人员，他们常年在农村辛勤奔忙，不避风雨；去年一年还组织了三万多个农村供销社来帮助图书发行工作，并且通过书店和供销社，组织和安排了大量的书贩，发挥他们在农村图书发行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因此，去年一年就有一亿八千万多册通俗读物发行到了农村，比1955年增加了86％。这是曾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的。
我相信海默同志在李淑才老汉家里看到的现象是事实，但这些人大都是不识字的农民。那么这个乡有没有识字的青年人呢？他们有没有新的读物呢？看来海默同志对这个乡的情况的反映也不是全面的。以中国农村之大，农民之多，与今天图书发行工作力量对比起来，有些农民读不到新的读物的现象还是难免的；我们当然应该重视这种现象，尽量努力在可能条件下减少这种现象，但平心而论，不只在今天，恐在几年之后，这现象也还会局部地存在。同时，今天的图书发行工作还不能不顾及农村的经济情况，例如像“三国演义”、“水浒”等价值数元的大部头书，一般农民还是买不起的（在农村多是发行了一些这些书的章回节录的小册子），因此，不能因为在像沙岗子乡这样小的农村书店里没有看到这类大书，就愤愤不平。至于“三里湾”一类的畅销书，如果在那里没有找到，是不是卖完了呢？海默同志似乎没有足够根据可以断定那里从来没有出售过“三里湾”。
“书店工作中有没有形式主义”呢？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的，应该从思想方法上和工作作风上加以克服。但一年之中突然大量增加发行量，在调查研究工作方面也有相当的困难。一般书店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农村工作的人员，总是勤勤恳恳为农民服务的，对他们的工作的不全面的批评，是不能叫人心服的。
海默同志对赠书运动的批评，更不能令人心服。自青年团发起这个运动后，得到了广大青年和关心农村文化生活的人们的热烈支持。我就曾经目睹许多学生和职工，纷纷到书店来选购各种适合农村青年阅读的新书。仅据辽宁、河北、福建、贵州、河南、青海等十九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就有一千多万册图书送给了农村青年，建立了农村图书室三千多个。这些书绝大部分是好书和新书，大大地鼓舞了农村青年学习和生产的热情。山东省泗水县南百顶村接到城市赠书建立图书室后，半个月中就有二百九十五个青年借阅了书。河南省许昌县贺庄乡女青年团员孙秀云看了城市青年赠送的“鸡毛信”后，克服了当生产队长怕困难的思想。通过赠书运动，增进了城市青年与农村青年的革命友谊，他们互相通信鼓舞。在赠书运动中各地新华书店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有的主动供应，有的选编适合农村的新书目录，以供赠书青年参考。这些也都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不久前山东省新华书店还曾收到章丘县相公庄东皋乡展望农业社社员们表示感谢的来信。作者仅仅抓住其中个别的缺点，就把广大青年的积级行动一笔抹杀，这是不公正的批评。
总之，我认为海默同志的愿望是好的，但由于他只抓住一点就来否定全盘，所以他的批评的本身是偏激和片面的。这种批评虽有它积极的一面，但它更多的是“泼冷水”。
我个人认为，新华书店的工作确实存在着许多缺点，应该进一步去检查、改进。为了改进工作，也应该欢迎尖锐、直率的批评，但同时也更需要广大读者积极诚恳的帮助。像海默同志批评中的那些缺点，是应该力求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