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的事实打破了一向的疑问 左协中用自己调查的材料说明合作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生动的事实打破了一向的疑问
左协中用自己调查的材料说明合作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毛主席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周总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和李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对我的教育意义很大，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对于陈副主席的工作报告，我也完全同意。
我家在陕西省西安市坝桥区，家庭是个地主成份。解放以来，由于不断的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对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农业合作化的政策，在实践体验过程中，感受最深。我完全相信只有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国才能富强、繁荣，才能真正的独立自主，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不这样就完不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道理我是很清楚的。但我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还不是完全相信不疑的。特别是在合作化高潮以后，有些农业社因经营管理不善，致社员收入不能普遍增加，也有个别合作社的乡亲院邻曾一再向我反映社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种种问题，因而使我对农业社的工作一向抱着一些疑问。
这次来此开会前，我打算就这个问题在会上讲几句话，反映一些农民的实际情况，为此原因，我以七天的时间，回到我家所在的西安市坝桥区，重点调查了十五个农业社。这才使我完全相信了高级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并且认识到：过去所以存在一些疑问，主要是由于缺少深入调查，只看到眼面前的个别现象，只听到某些中农或代表中、富农利益的意见，而没有从农村中的大多数人口去找答案。
现在就我调查所得的情况，概略的举一些事例。
从农民眼中看：合作社有无优越性，那就是看社员是否增加收入，增加多少？本来从一个十分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开始合作化，技术差、经验不够，而且要作许多基本建设和必要的设备，这些都需要钱，需要人力。人们建立一个小家庭，也要置办许多日用家具，往往很长时间换不过气来，何况建立这样几十户、几百户的大家庭，马上参加，马上就要赚钱得利，就要增加收入，不增加收入或增加的不多，就要埋怨政府，指责干部，以至怀疑合作社的优越性，这是不合情理的，至少是过高过急的要求。但是按1956年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农业社是增产的，绝大多数社员还是增加收入的。就我调查十五个社的材料看，共一千一百五十八户中，增加收入的是九百六十四户，不增不减的九户，减少收入的一百八十五户。
我家住在坝桥区永丰街，永丰街一社55年缺粮六千多斤，56年除无论大小每人分到四百五十斤粮外，建筑工厂还征用了一百多亩地，还有余粮四千多斤。梁家街四社55年卖余粮一万一千斤，又买回一万五千斤，是缺籽社，56年除大小口都按四百五十斤分配外，还卖余粮七千斤。堡子村合作社55年缺粮一万余斤，56年不缺。56年坝桥区收麦时，天雨连绵，损失10％左右，不然，产量还要高些。
在增加收入的农户中，也包括有新、老中农。例如梁家街二社中农陈福才家有两个全劳和一个半劳，十四亩地，单干时丰收年连副业收入不过二十石粮左右，而56年劳动收入一千三百多元，可买小麦四十石。永丰街一社中农连志彦55年单干时毛收入粮食二十一石，56年入社后，劳动净收入粮食二十四石。另一贫农李宗乾，有五亩地，55年自耕时，连副业毛收十石粮，56年净收十六石。
减少收入的户中，新中农以上的农户较多；也有一些贫农。例如梁家街二社五十二户中，减少收入的仅五户，其中四户是中农，一户是贫农。中农减收的原因，有些是过去土地多、工具好、骡马精壮，经常雇用短工，自己跑副业，而现在不能雇工了，自己劳动力又不强，也有个别大有情绪，劳动积极性不十分高，所以收入不多。贫农减收的原因，有些是过去靠近城市或工厂区，做点小买卖、卖小吃喝或种瓜菜，副业收入多，而本身劳动力不强，现在副业收入少了，劳动积极性不高，所以比较起来是减少收入了。这些都不是合作社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他们本身劳动态度的问题。另外也还有一些减少收入的贫、中农是由于身体弱有病，家中劳力又少的原因。
当然有些农业社的减产和社员的收入减少，与组织领导和经营管理的不当，也是有关系的。我认为今后必须加强农业社政治思想工作，加强贫农、中农的团结和社干、社员的团结，经营管理要因时、因地并且因人制宜发展多种经济，发挥每个社员的特长，在必须重视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也要适当的照顾个人利益。
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特别是中农，现在还不免有不少的落后思想，干部要耐心的教育说服，具体帮助，不要简单的指责批评，引起消极情绪和不团结现象，妨害生产的发展。我认为农业社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关系重大，党和政府必须加强对这些同志的指导和教育，党的农工部和合作部应该加强农业社的政治工作。根据许多人的反映，对农村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比较薄弱的，希望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