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流产需要适当限制　严仁英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11版()
专栏：

　　人工流产需要适当限制
　　严仁英的发言
这次大会上，关于节制生育的问题讨论很久，使我受益很大。本来在十九人联合发言中我们已表示过“人工流产只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因为李德全和邵力子委员有不同看法，我想再从妇产科工作者的角度上申说一下我个人的意见。
对人工流产不加限制的害处
李德全委员在发言中说“人工流产不但对妇女身体、工作、学习等有所损害，并且也不能达到节育的目的”，我同意这种看法；但是我想这个方法既然有缺点，对人民可能有害，我们就不应当把它放在人民中间不加限制。我们目前避孕工作还未很好的开展，有的人们对避孕方法还有怀疑，如果我们同时开放人工流产，必然会在一定群众中引起错觉：他们认为避孕是可以采用，也可以不用，反正有人工流产作退步！这样我们主观上虽然说不是提倡人工流产，而实际上好像放在无经验的年青人面前两条路，说那一条不好，但是可以自由选，让没有经验的人去冒危险我想是对他们不够负责的。
虽然我们不喜欢用强制方法，但是对危险的事不定出个安全规则来我想也不一定对。比如我们在街上走路、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服从交通警指挥，这不能算强制，因为这是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街窄，交通工具杂乱，所以交通秩序尤其重要。
今天对于人工流产手术，应当有像交通规则一样的一种限制，因为避孕知识尚未普及，而大量作人工流产也不可能。目前我们产科工作还主要依赖助产士。产科医生少，对人工流产手术有经验的人更少，如果要根据自愿不加限制，则人工流产手术数目必然增加，而手术质量就会更为降低，这就对人民健康不利。另外，我们床位也很不够，虽然产妇最好住院分娩，目前即使在大城市中亦大半在家（北京市只40％产妇住院分娩），即使享受公费医疗的人也有一部分不能住院，农村情况更不必说，所以今天还必须对人工流产手术加以一定限制，这种限制不是为了怕麻烦，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母亲的健康。虽有条件限制，在执行中也要根据不同情况来研究决定。随着医药卫生情况的改善和避孕知识的普及，这些条件限制还可以修改或完全取消，那就看那样作对人民更有利。这就像我们有了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我们改善了交通工具和街道，交通警也可以取消。
苏联取消限制有他的具体条件
苏联去年取消了对人工流产的限制，这是为了避免人们去用其它方法堕胎；苏联人民已有几十年避孕经验和习惯，医疗工作水平亦高，他们全国有二万零六百七十位妇产科医师，有十三万八千张产科床，五万二千八百张妇科床。在集体农庄产院里还有另外二万三千多张床。所以在苏联取消这些限制之后，因为人民已有普及的避孕知识，所以也不一定有很多人去要求作人工流产，即使有，也有雄厚的技术条件作保证。苏联这样作是根据他们的需要与具体条件。为了更好地保护妇女健康所采取的措施，我们情况不同，搬用苏联经验，就不一定能达到保护妇女的目的。因此，我认为在我们考虑是否取消人工流产的限制时，除去其他方面的利害关系外，也应当先把大量作人工流产的可能估计一下，那样才不会徒然有一个人工流产主要“取决于自愿，取消一些限制”的决定。而不能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给人民解决问题。强调困难虽然不对，应当考虑和准备的条件不具备，而造成人民健康的损失，也是不对的。
避孕方法的可靠性还是很大的
有人说人工流产不能限制，因为避孕方法靠不住；我想，说避孕法不合乎理想不尽善尽美是对的，但如果认真地使用这些避孕法，是可以达到计划生育的目的。许多国家的人口，所以能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多不是靠人工流产而主要是靠避孕方法。在座许多位委员们都可能有自己的亲身经验可以证明。那么，为甚么有人用了又怀孕？我想有几个可能：（一）药物工具质量不好：群众反映药膏有刺激性，阴茎套容易破，或有时忽然断了供应；这种情况应当从速解决，如国内大批生产有困难，应当放宽入口限制；（二）宣传指导方法的缺点，或是方法选择的不好或是说明的不够；（三）有些人怕麻烦不肯经常用。凡此种种只要我们广泛开展宣传，保证药物的供应和质量，都能逐步解决，也是我们大家应当努力作到的。代表牡丹江的袁安全同志和哈尔滨的杨振国同志在发言中说“目前有很多人为了节育均愿作人工流产，而不积极利用各种避孕方法，这是应当注意的。”又说：“现在宣传的各种避孕法，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效果，只要耐心试用，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并能得到有计划的生育和减低生育的目的。”我想采取同样看法的，一定还不只我们几个人。人工流产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
邵力子委员发言中提到上海女工怀孕后用各种方法想引起流产的事，我想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彻底解决的办法还应当是避孕，而不是人工流产。过去因为避孕知识未普及，妇女怀孕后没有办法才去吃奎宁等，如果大力宣传避孕知识，这种采取冒险行动的事定会减少。当然如果怀孕之后你再去谈避孕是晚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当前问题的解决应当看“作手术”与“不作手术”那一个危险更小，就采取那一个，当事人不同意就要耐心说明。因为有的时候年青人看不到长远利害关系，我们看到了就应当负责指给他。当然，过度强调危害性而不结合具体情况也是不对的，今后为了不“临渴而掘井”，还是只有大力推广避孕法才是根本办法。用人工流产来“解近渴”应当是只是在不得已情况下才作。对于身体有病的人，例如患有心脏病的妇女，因为怕妊娠或分娩会加剧病情甚至危及性命，当然更应当避孕。避孕不成功时是否作人工流产，那就要根据当时这个人的情况是作手术安全？还是任他妊娠分娩更安全？也就是说根据对母体健康最大安全的前提来决定是否手术、何时手术和作何种手术。医生们考虑这些问题时的态度不是轻率的，是从妇女的最大利益出发的，无论对健康人或有病的人，都要想到许多方面，若说我们有过多考虑健康方面问题我想是有的，但绝不是为了怕麻烦。实际上说服一个人不作手术要比作一个人工流产“麻烦”的多多。
作绝育手术应当考虑的问题
至于绝育手术一般无大危害，是可以放宽限度，原规定要求至少有四个孩子，就不一定必要。不过，这个手术作完不容后悔，所以必须先慎重考虑，我们一般总是愿意至少有一个孩子已超过十岁，因为孩子大些，得急性传染病与死亡机会小些。如果只有两个四岁以下的孩子还是慢些绝育的好。父母年龄虽然不影响手术结果，但如男女双方或一方年纪太轻，也要考虑婚姻关系改变的可能性。这些考虑是必须的，但是否作为限制的条件，还值得研究。
总而言之，我们提出节育是为了人民健康与幸福，我们绝不可操之过急，或采用不妥当的措施而影响人民健康和幸福；我们应当把主要力量放在避孕的宣传、指导和研究上，在适当条件下，本人自愿时可以作绝育手术，人工流产只应在不得已情况下才作。由于大家对人工流产意见不全一致，我建议卫生部召集有关各方人士广泛征求意见，再作决定。并且希望在有了决定之后，首先向医务人员作适当的说明和动员，以便使工作顺利进行。
此外，我也同意郭向欣同志的意见。在我们展开节育宣传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免造成过度紧张空气。匆匆提出几点不成熟意见，希各位指正。（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