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繁简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文章繁简
宋云彬
3月8日人民日报登了高炎同志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文字的‘节约’”，主张写文章要遵守“节约”原则，尽量做到简练，避免冗长。他的意见是好的；对于那些喜欢写内容空洞、词句噜囌的长文章的同志们倒是一服良药。
不过文章繁简，贵在得当，该简的才简，不该简的就不简。不该简的也简了，那只会使文章减少力量，缺乏生气，甚至于会给读者一种模糊的印象。就拿高炎同志文章里提到的欧阳修那个故事来说吧：〔注〕欧阳修同朋友在大路上看见一匹奔马踩死了一只狗，就问他的朋友，如果把这件事用文字记下来，该怎么写。他的朋友想一想，回答说：“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欧阳修觉得这样的造句未免累赘，只要用六个字就成：“逸马杀犬于道。”他还讥笑他的朋友，说：“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高炎同志赞成欧阳修的写法，说“他记述这件事，几乎比他的同事节省一半的字”。其实欧阳修拟的那一句并不比他的朋友拟的高明。他的朋友是说躲在大路上的一只狗给一匹逸马踩死了，言简意赅，人家一看就明白。欧阳修说的是马杀死了犬，不但跟他的朋友说的主旨不一样，而且因为简略得过分了，言简而意不赅，反给了人家一种模糊的印象：究竟“逸马”为什么“杀犬于道”？怎么样“杀犬于道”，踩死的还是踢死的？
欧阳修讥笑他的朋友的话也是有来历的。原来欧阳修跟宋祁同修“新唐书”，他们最为得意的是“新唐书”记的事情比“旧唐书”多，而字数反比“旧唐书”少，就是曾公亮“进新唐书表”里说的“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他讥笑他的朋友——“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大有自鸣不凡之概，仿佛说，只有我欧阳修才懂得怎么样简练文句。可是事实上“新唐书”的缺点恰恰就在于文字太简约，把人物和故事都给写得死板板地，既不生动，也缺乏感情。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卷二十二）里引刘器之批评“新唐书”的话，说“新唐书”一味精简文句，叙事多不够明畅。又说，司马迁、班固用了五百个字来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相恋的故事，读起来不觉其繁，假使叫宋祁（和欧阳修）来写，一定会压缩成一句话、七个大字：“少尝窃卓氏以逃。”这话固然是讽刺，而且也说得过分些；但是欧阳修、宋祁他们对于文章繁简的道理体会不够深，却是事实。
当然不会有人提倡写冗长而拖沓的文章。从来大作家都讲究精练字句。写文言文最有名、而且给文言文作了光荣的结束的章太炎，认为写文章应该做到“辞无枝叶”，把浮辞泛语尽量删去。鲁迅也教我们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然而章太炎在他的那篇有名的“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书”里有这么一大段话：“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他列举六个明末清初的民族英雄的姓名，要求大家不要忘记他们，而且说得那么具体：要求云南人不要忘记李定国，福建人不要忘记郑成功……这样的充满感情的语言，怎能不打动人的心？所以他那篇文章在当时（辛亥革命前）起了极大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如果为了节约文字，把这么一大段话精简为“愿吾同胞，无忘先烈”，那还有什么力量，还能起什么宣传和鼓动作用呢？鲁迅写的那篇“秋夜”，第一句话是：“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他为什么不把它精简为“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呢？难道他教人家精练字句而自己偏来浪费笔墨吗？不是的。因为这样写才生动，才显出他的独特的风格。这样的文句是精简不得的。这种例子很多，不妨再举一个：“礼记”（祭义篇）里有曾子说的一段话：“夫孝……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如果把它精简成“夫孝，推诸四海而皆准”，“字”不止“节省一半”，意思也还没有什么改变，然而语气大不同了，比原来的要软弱无力得多了。
所谓文字的节约，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写文章的时候，在语言的使用上也应该遵守节约的原则。在经济的意义上讲，所谓节约，并不是一味精简，死扣住财力物力尽量少用的意思，而是要有计划地用，该用的地方用，那怕用得多也不算浪费，不该用的地方绝对不用，那怕用一点点也是浪费。这个原则应用到写文章上面去，那就是繁简得当，该多说几句的地方尽量说，十句八句也不嫌其多，该少说的地方就一笔带过，不该说的地方那怕说上半句也是浪费。如果把文字的节约了解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压缩，尽量写得“短些，再短些”，那未免想得太简单了。说得不客气一点：全没懂得节约的道理。
　　〔注〕鲁迅的文章里也提到过那个故事（“做文章”，见旧版“鲁迅全集”第五卷五八五页），跟高炎同志的说法不同，也并不是欧阳修的事情。因为鲁迅是引沈括“梦溪笔谈”的，而高炎同志是根据“唐宋八家丛话”的。可能是一件事情的传闻异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