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的伤员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南昌起义的伤员
傅连暲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我正在福建西南汀州城内的福音医院当院长。
这所医院原是英国教会开办的，规模不算大，设备也不太齐全，可是在当时来说，已经是远近几百里内数一数二的大医院了。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的浪潮激荡了这座山区的城市，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我也激于民族义愤，通电全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时，英国医生被人民的声威吓跑了，群众就推举我当了院长。
我曾经侥幸地读到瞿秋白同志著作的“新社会观”，这本书使我开始懂得了帝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的敌人，而国内反动的统治阶级却是劳苦大众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通过我国的统治阶级，加重民族压迫；而统治阶级也依靠帝国主义的实力，加重阶级压迫。我懂得了，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不能完全解除劳苦大众颈项上的枷锁，还必须进行阶级斗争。所以，当我一听到南昌起义的消息，并且从一些思想进步的朋友口中知道了起义原因的时候，我就特别关心这支革命武装的进展情况。
8月中旬听说叶贺部队正在南下，受到国民党钱大钧部队的追击，估计很快就要打仗，我想应该赶快作好接受伤员的准备来支援起义的革命军，就马上和汀州全城的医生们约好，有伤员来，就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合组医院。那时，我还在几个学校担任校医，就又约好了许多教员和学生来担任护理工作。
过了十多天，有个扎武装带的军官来找我，说是叶贺部队的副官。他一说明来意，我就说：“早已准备好了！”并带他在医院内外看了一遍，告诉他哪儿是手术室，哪儿安置伤员。那位军官听了，高兴得一个劲说好。
9月初，起义军和追击部队在江西的会昌和壬田市，先后打了两仗。起义军的三百多个伤员被送到汀州来。会昌离汀州有一百八十里山路，那年气候又特别热，许多伤员伤口都化脓了，必须赶快开刀。可是，能够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只有两个，我学的是内科，外科也懂得些，凑上去也才三个人。三个人要替三百个人动手术和进行其他治疗活动，真是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不过大家热情都高得很，白天黑夜连着干，从没一个人说累。可是每个人心中却还有一点小矛盾。因为这时战斗结束，起义军已经开到汀州来了。在病房里也可以听到大街上整齐的步伐声、口号声、沸腾的欢呼声。我们一听到这声音，心中就像擂起鼓来，激动得很，谁都想到外边，那怕看一眼也好，可是，谁又不愿离开伤员一步。
后来，我忽然接到一个通知去听报告。我立刻变成了一个最幸运的人，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我，并且嘱咐我：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回来都得讲！
那天天气很好，满街是耀眼的阳光。我冒着暑热，慢慢步行着，贪婪地注视街上的一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布告、用石灰水新写在墙上的标语、粘贴在电线杆上的传单……巷口墙角，人们东一群西一簇，在听宣传队员演讲。许多景象都使我感到新鲜、亲切。
报告会是在师范学校的礼堂举行的。礼堂里大约坐着三、四百人。这次我听到了郭沫若和恽代英同志的报告。郭沫若同志第一句话说，三百年前他也是汀州人，接着他以和蔼可亲的姿态，用同乡的话来鼓动青年参加革命，的确他的话鼓舞了许多青年的革命心情。恽代英同志身材瘦小，精神却十分饱满，穿一身朴素的蓝布制服，颈项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说起话来，声音响亮，充满感情，加上有力的手势，使听众们的情绪由不得被他紧紧抓住和他一同悲愤、激昂。我的心也深深地被他的革命激情所感动。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医院里，把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全部告诉了其他医生和护士们。他们也很激动。护理人员大多是年青的男女教员、学生，他们不但没有经验，许多人一看见血就发抖，一看见脓就要呕吐，可是现在都抢着替伤员洗伤上药，喂水喂饭。武昌大学学生张成荣、阙宝兴放暑假回来，也参加了护理工作，一连几夜不睡，眼睛熬得血红。那时候，南昌起义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有些伤势较轻的伤员就时常讲起义故事给大家听，有的讲得入了神，不禁眉飞色舞。护士们忘了手里的工作，重伤员也忘记了疼痛，屋子里一时静寂无声，沉浸在对这个伟大事件的思念中。
起义军团长陈赓同志在会昌战斗中腿骨被子弹打断了，住在医院附近的新安楼。我们去替他医治时，他因流血过多，脸色焦黄，身体非常虚弱，伤腿肿得有钵头粗，红而发亮。每次揭开他的被单，我的心也止不住颤动。可是，替他治疗伤口时，他不但不叫一声痛，还满有兴致地和护理他的谭惠英说话，病房里充满着他的朗朗的笑声。那时候，我看看他的年青的面孔，神采奕奕的眼睛，我就想到：像这样一位年青、勇敢、有才干的革命军官，他一生可以为劳苦大众做多少事啊！我——一个医生，有责任挽救他这一条伤腿。于是便采取了“保守疗法”的方针，每天用“由素”替他消毒，用夹板固定，同时把鲜牛奶让给他喝，增强他的抵抗力，总之是想尽种种办法，避免截肢的前途。在这样持久而谨慎的医疗护理之下，陈赓同志的伤腿，终于被保存下来了。
那时，起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正患重病，也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层楼上。我也经常去替他医治。他烧得很厉害，加上年纪大了些，身体也显得虚弱。但是，他那坚定乐观的心情，却使你看不出他像一个重病的老人。他病较好以后，常爱找些话和我谈谈：问我多大年纪了，做医生几年了，等等。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已经五十岁了，那年刚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许我的惊异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五十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我起码还能有三、四十年好为党工作呢！”那年我才三十三岁。可是有时自己竟想到：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我站在这位年已半百，但还刚刚踏上了他的新的征途的共产党员徐特立同志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太可笑了，同时，也有一种新的强烈的愿望，在我心中产生。
南昌起义部队的第一批伤员，有的不久就随部队南下了，有的留在福音医院里继续医治，以后也终于陆续出院归队了。陈赓同志带着没有痊愈的断腿，徐特立同志带着他才退烧的身体，都离开了我。他们都走了，可是他们乐观、坚定的笑容，他们清朗、有力的话声，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