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码头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老码头
本报记者　季音
一汗像小水流似的从陈大毛的脸上不断地淌下来，把他的单衣浸得稀湿一片。他的腿早已麻木得失去了知觉。他的腰部，肩部，都像有无数条虫子在刺，在咬，在钻，酸疼得简直没法忍受。
“不能丢！千万不能丢！再忍耐一下就会有人来的。”陈大毛咬着牙根，一再鼓励着自己。他继续撑着他最后的一股劲，弓着腰，就像一段木头似的靠在仓库的墙边上，竭力不让自己倒下来。
背在陈大毛身上的是一箱重有二百多斤的精密机器，他是才从十六铺码头边的一条船上，背到新开河仓库里来的。陈大毛向四周围看了一下，没有办法，只好把沉重的箱子继续抬着，等别人来帮他卸下，他可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肩膀轻松地一耸，就把货物摔在地上，这样，肩膀是舒服了，可是箱子里的机器却会受不了。解放后的七、八年来，陈大毛在十六铺码头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一件货损事故，今天他怎么能让一箱贵重的机器在他的手里遭到损坏。
已经二十多分钟过去了。从门口传来了码头上的一片喧嚷声，却始终不见有一个人走进来。背上的木箱已愈来愈沉重，陈大毛的耳朵里嗡嗡响，眼前金花乱飞，一阵阵地发黑。难道真要连人带机器一起摔倒地上了吗？不能！绝对不能！我死也得把机器抱住，不让它碰伤一丁点儿。想到这里，陈大毛把背上的木箱又往上移了移，手也抓得更紧。
“快来人呀，快来人帮忙呀！”陈大毛继续用最大的力气，向门外嘶喊。
门口人影一闪，走进来一个人，正是和陈大毛同组的码头工人周阿兰。周阿兰发现了支靠在墙边上脸如土色的陈大毛，不觉吃了一惊，赶紧飞奔过来，接下了沉重的木箱。两手一直紧紧抓着木箱的陈大毛，此刻手一松，“咕咚”一声，坐倒在地上了。周阿兰连忙把他扶起来，他看见陈大毛那两只软软地垂挂下来的手上，印着两道血痕。
当天傍晚，疲惫不堪的陈大毛坐着黄浦江上的轮渡，回到对岸的陆家渡家里去。他站在船边上，出神地望着黄浦江，想起今天白天新开河仓库里的一幕，他心头感到宽慰，自己总算撑下来了，没有让机器给震坏。但是，也有一阵悲哀的预感涌上了他的心头。要是在二十年前，这二百多斤的木箱又算得了什么。难道是真的衰老了么？难道真是到了离开码头的时候了么？他的心情不觉沉重起来。
要陈大毛离开码头，这确实是难以想像的事情。他是喝着这黄浦江上的水长大的。打从七岁开始，他就在这陆家渡一带，跟着父亲转呀转的，拾柴火，做苦工，以后就成了太沽码头上的一名码头工人。这黄浦江边的码头就是他的家，而他觉得自己也是码头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和码头，正如这黄浦江水和江岸那样不可分离。他熟悉码头，如同熟悉他那双被磨得像石头一样粗粝的手。太沽码头，十六铺码头，大达码头……，黄浦江边的那一个码头上，没有流过他的汗，印过他的足迹！
陈大毛也曾经有一度真正想离开码头，另找生路。那是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的时候，他在太沽码头上做工。他像牛一样的不分昼夜地工作着，做得慢一些，日本监工的鞭子就“嗖嗖”地飞落在身上。他吃的却是玉米面，稀汤汤地，喝也喝不饱。强壮的陈大毛病倒了，害的是疟疾，一病就是三个月，收入全无，全家的嘴都挂了起来，孩子哭，老婆也哭，后来总算码头上的朋友接济了他一些，才没有给饿死。就在那时候，睡在病床上的陈大毛第一次下了离开码头的决心：“走吧，决计走吧，死也不再吃这碗码头上的饿煞饭！”病好以后，陈大毛支撑着衰弱的身体，又出现在码头上，他没有走，不是为了留恋码头，而是为了生活。他走到那儿去好呢？
去年，陈大毛也曾经有一次在小组里提出，要离开码头，改干别的活。但那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在一种极其矛盾的心情中才提出来的。原来，码头上的装卸小组是以组为单位，实行计件工资的，陈大毛感到自己的体力已不如青年人，继续留在组里，就会影响别人的收入。当他痛苦地道出了自己的这个要求以后，全组十多个工人都急得蹦了起来，七嘴八舌地嚷成了一片：
“大毛，你要走可不成！”
“大毛，你别说这话啦！”
“没有你，我们就玩不起来了。”
“大毛……”
你看这十几个青年人的那股子热情，真叫陈大毛笑也不是，哭也不是，感动得满肚子的话没法说，只好连连地点头。其实，他何尝真想离开码头！就打这回起，再也不见他提起要离开码头的事，他继续在上海港务局第四装卸区的第十组里留了下来。
“他们不会放我走的，码头上的活儿还少不了我，我还能做。”当陈大毛在回家的轮渡上回忆起这些情景的时候，这样安慰着自己。
“呜，呜——”轮渡汽笛长鸣，船已到达陆家渡口。陈大毛跟着人群一起上了岸，当他跨上了那高高的最后一级坡沿，腰边一阵酸痛，白天的创伤还没有完全好呢。二第二天，恰好是第十小组的工休日。陈大毛一早又来到了陆家渡口，搭上轮渡，向西岸驶去。
天色还相当早，黄浦江上雾气腾腾，对面看不清行船，轮渡不停地拉着汽笛。陈大毛眺望着黄浦江两岸的清晨景色，含着凉意的江风吹着他瘦削多皱的脸，浑身真有说不出的舒畅。这几年来，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个工休天，他一定要渡过江来，到码头上去看一看，消磨掉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这是他一星期中最大的享受。无论刮风下雨，他从没有间断过一次。今天早晨，他因为身上还隐隐作痛，本来不想出来了，可是在床上稍稍躺了一会，就烦躁起来，难道一天就这样躺着过去吗？远处传来了渡口上轮渡“呜呜”的叫唤声，好像就在喊叫着他。陈大毛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赶到渡口，正好给他赶上了这班轮渡。
陈大毛一登岸，就来到了本组的工具房。这照例是他工休日的第一个活动项目：他把所有的绳子、扛棒、草包等搬运工具统统搬到外面。潮湿的绳子拿到栏干上晒着，发现有断裂的，就搓一根给它接上。脏污的扛棒，都擦拭干净。看到实在脏得不像样的，他就会一边整理，一边生气地嘟哝起来。陈大毛对于码头上的一些青年工人是有意见的，他们太不爱惜工具了，一到下班的时候，急着去看电影，绳子、扛棒就“辟里拍啦”地丢一地。他一见这种情形就着急，只好跟在他们背后，一根根地拾。码头上的人很快就走光了，只留下陈大毛一个人，他不能走，他得把满地的器具收集起来，安置停当。虽然这并不是他的分内事，但是陈大毛觉得，这一切是应当由他来做的。每到夏天，为什么别的组里好些人肩膀上都长了疖子，缺勤增加，独有陈大毛这个组里没人长疮呢？这也无非是陈大毛在平时注意保管扛棒的结果，他不让扛棒在太阳里晒着，用草袋把它们遮盖得严严实实，拿去用时就不会烫伤肩膀了。
陈大毛从工具房里又搬出了一大堆蒲包和麻袋，这是他前几天才从码头各处收拾拢来的，还没有晒过，有些潮湿。他把它一只只地摊开晒在码头上。看到这些东西，他常常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十几年前了，陈大毛在太沽码头做工，一个下雨天，他背着一包二百多斤重的糖，踏着一条条长长的跳板走上码头，跳板上滑溜溜的，就像涂着一层油。他一个失足，就连人带糖扑倒在跳板上，额上撞破了一大块。监工的一发现，就大骂起来，他只好忍痛爬起，抓了把散开的白糖往伤口上一抹，继续背起那包已经掼破了的糖包，踉踉跄跄地送到仓库。那时刻，如果跳板上有几只干蒲包和麻袋铺着，该有多好呵。所以，现在凡是遇到下雨天，陈大毛就忙个不歇，一捧捧地抱出了他平时存放着的蒲包，从码头边的跳板一直到仓库门口，没有铺好，他决不让人工作。
有一阵子，码头上有些人尽是热心地谈论着机械化，眼睛瞅着别个码头上的大起重机，日也盼，夜也盼，都不想再用杠棒和绳子。这很使陈大毛生气。
“大毛，别太保守啦，眼睛得看得远一些。”一些青年人劝导他说，“我们码头上迟早总要实行全部机械化的，还能老是靠这些棒棒绳绳吃饭么？你看我们附近几个码头上，机器不是已经愈来愈多了吗。实行社会主义么，还能老用这些落后工具来干活？……”
这位好脾气的老码头工人，一听这些话，突然生起气来。人们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这样大的火。
“保守！落后！帽子可不小，难道社会主义就不要这些杠棒绳子了？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还少不了它们。”他气虎虎地说，“社会主义也得算算细账，该机械化就机械化，该用扛棒还得用扛棒。”
真的，这些扛棒、绳子怎么能全丢呢？陈大毛看看堆在他面前的一大片整齐、干净的工具，愈想愈觉得自己的话有道理。他不是不爱机器，相反，他爱机器爱得入迷，木条运输机在十六铺码头装上以后，他不知去看了多少次。但他觉得，我们的国家还穷，不能一步登天，扛棒绳子该用还得用；况且，扛棒也有机器所不能代替的妙处。陈大毛是过着穷苦日子长大的，要他把好好的东西随便丢掉，可办不到。
工具房的东西已经全部搬出来安置停当，陈大毛就找一个地方歇下来，看守着，就像一个牧羊人看守着他的羊群。此刻，太阳早已升起，黄浦江边已经变得暖烘烘的。他的眼睛渐渐朦胧起来，不消一会，就像小孩子似地歪在椅子上睡着了，鼻子里打着呼噜，嘴角边流着口涎，睡得可真香甜。 三现时人们在休息天，都时兴带着妻小看电影，逛公园，但陈大毛却不爱这些。他一觉醒来，收拾好东西，就赶到经济饭摊上吃了一顿饭，之后，就在码头上四处转游，从大达码头走到十六铺，从十六铺走到外滩边上。在这宽畅平坦的码头上走走，看看景致，该多有意思。这些年来，他眼看着黄浦江上一天兴旺一天，码头也修得越来越漂亮。就说这十六铺码头，原先不过是一大块泥坡，黄浦江一涨潮，江水就涌到仓库门口，到处一片稀泥。如今，这里已经修成一个宽阔的水泥码头，木条运输机像一条条的长龙，从码头边一直伸向仓库，“拍拉拍拉”地把一包包的米袋翻进仓库。他看看这，望望那，真是乐趣无穷。
陈大毛所以觉得在码头上转游比逛公园强，他还有另一个打算：在这里，他可以随时帮着做些什么。他看到哪里的黄豆、大米口袋破裂着，就走去把它扎好；找一把扫帚，把撒在地上的米扫起来。去年夏天，他这么打打扫扫的，还给公家扫了二百多斤米呢。就连掉在码头上的那些碎布条，他也有用处。前些天，他用拾来的一堆小红布条，在他们组的每根绳子的尾巴上扎了一个记号，免得这些绳子再被别人拿错了。
昨天听说码头上又添设了一个“夜班工人临时宿舍”，此刻，他决定走去看一看。临时宿舍在一条弄堂口，是用一个仓库改的，楼上楼下，整齐地排列着一百几十个床位，床床都是一式的新单子，新棉被。这种床，他连结婚时也没有睡过，不要说做夜班。陈大毛年轻的时候，在码头上不知道曾做过多少夜工，夜里工作完，就抱着一把草，往桥洞底下、马路暗角里一钻。有时候，大雨把他淋醒；有时候，巡捕的皮鞋尖把他踢醒……。今天的码头工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呵，你看这些青年人，抱着新被子，呼呼地睡得多香甜。想到这些，陈大毛不知怎的，心里总是热呼呼的。
天色已近黄昏，又一个工休日结束了。陈大毛怀着满足的心情跨下轮渡，返回东岸的陆家渡去。此刻，万千盏电灯已在黄浦江两岸亮了起来，影影绰绰的灯光里，传来了两岸码头上轰轰隆隆的喧嚣声。
在陈大毛听来，这不是码头上运输机器的轰鸣，这是一曲世界上最动人心弦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