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通等“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发表以后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陈其通等“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发表以后
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在文艺界和读者中引起了不同的反映。1月17日青岛日报发表了郝石、孙孟非的“对‘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意见”。2月19日天津日报发表了“天津作家座谈当前文艺情况”的报道。二月号沈阳“处女地”文学月刊发表了“关于‘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的座谈”的报道。2月17日辽宁日报发表了于铁的文章“警钟”（副题：读陈其通马寒冰等“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2月24日吉林日报发表了“省市文艺工作者座谈当前文艺工作情况的”报道，同时发表了许行的文章“必须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寒江的文章“我的不同看法”。2月28日旅大日报转载了陈其通等的文章，编辑部并加了按语：“这篇文章提出了当前在文学艺术战线上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引起了文艺界及有关方面的广泛注意。在我省，日前中共辽宁省委文教部召开的文艺编辑座谈会曾经讨论了这篇文章。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也是及时的，文章中提出的几点意见，都是正确的（2月21日辽宁日报报道）”。三月号“处女地”发表了刘若阳、匡少康的“我们的看法”。3月7日吉林日报发表了南阳、穆宜、怀仁的文章“让更多的新花开放起来”。在1月和2月中，人民日报共收到有关的信、稿二十余件，3月1日发表了陈辽的“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从这些文章、报道、来稿、来信中，可以看出，对陈其通等所提出的问题，在看法上有很大的纷歧（下面引文的出处除注明为报刊者外，都引自读者的来稿来信。）。
关于对这篇文章的总的估价和看法　郝石、孙孟非认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雨露的润泽下，文艺园地的花朵确实已在欣欣向荣，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而且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但同时，不可否认，有些莠草也破土而出。莠草应当拔除，但不能因此而使花朵受到损伤。而且，莠草毕竟是少的，不能一见就花了眼，从而产生了无穷的忧虑，担心“天下大乱，邪正不分”。在沈阳作家协会举行的座谈会上，有人认为陈其通等的文章的积极作用在于可以提醒大家防止偏差，但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文章比较简短，论证和说理的东西少，没有把问题谈清楚，同时，也感到文章中有许多偏激的地方，甚至在触及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作家的关系上，有些宗派主义的情绪。刘若阳、匡少康则认为，感觉不出有什么宗派主义情绪，而只觉得所提意见是中肯的。认为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宗派主义情绪是不妥当的。于铁认为这是一篇表现了鲜明党性的警钟般的文章。文中所提出来的几个问题，特别是保卫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那种精神，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深思的。许行认为陈其通等同志针对当前文艺工作中的混乱情况，起来捍卫社会主义思想、捍卫文艺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就不能说是“过于偏激”、“有宗派主义情绪”、“有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而应该说是必要的、适时的，同时也是正确的。
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李青群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的用意是好的，是在极力拥护党的文艺方针；但实际内容和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是抵触的，而且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提出，给文艺界带来了无限生机，许多搁笔多年的老作家又拿起笔来，一些几乎被人忘记了的优秀剧目又开始上演，一些过去只能和老婆谈谈的问题，也敢拿出来在桌面上谈了。当然，不能否认，在这一片繁荣景象当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但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当前文艺界主要问题仍在于放的不多，鸣的不够。许多人还不够大胆，还在观望和犹豫。而陈其通等的文章恰恰相反，把不健康的现象夸大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而发出悲哀的调子，进而大声疾呼要“压住阵脚进行斗争”。这种低沉的调子是与当前文艺界的大合唱不和谐的。尽管作者用意是好的，但效果却是向文艺界泼了一瓢冷水。湖北人民出版社彭元礼认为从他们对目前文学艺术界的估计看来，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怀疑的，思想上是完全抵触的。他们对一年来的文学艺术事业的估价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气氛。他们说他们这样作是“出自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责任感”。好像我们党提出了这一方针以后，对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已经放弃了领导，放弃了责任，这是非常令人奇怪的。武汉大学中文系韦其麟、曾君儒、杨展鹏等九人来稿中说，他们对于1956年文艺创作的成绩的估价同陈其通等同志不同，甚至是恰好相反。他们认为陈其通等同志的估计是不符事实的。他们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而且是不重要的一面。韦其麟等说，他们深切地感到，在去年一年中，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电影、特写、杂文等等，都取得了不少成绩，呈现出一种蓬勃的生机和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正是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
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问题
郝石、孙孟非认为陈其通等同志尽可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我们却是唯一正确的”，但不必一定要首先强调自己“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因为，党的文艺工作者并非没有权利用其他的方法来创作，而非党作家也可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最好的创作方法。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对于党的文艺工作者是唯一正确的，而“不一定对一切人都是正确的”，这种以党与非党来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取舍标准的说法，是不够妥当的。目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似乎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本着真理愈辩愈明的精神，应当允许各种不同的意见发表出来，而不必忙于扣上“怀疑论”、“取消论”以至“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帽子，这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会产生积极效果的。也有的人认为正在独立发展的革命浪漫主义，就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好。另据吉林日报2月24日报道中说，有的人说还是不要谈什么主义，只要读者、观众欢迎，就该肯定它是好作品。寒江认为不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只赞成现实主义或者以“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代替它的人是有的，但究竟是少数的，甚至是个别的。它绝对没有达到陈其通等同志所说的“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的地步。在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方面，去年在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少？”这个问题时，有过争论，从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坚持这个方向的人占绝大多数，只有少数人认识上还比较模糊，也并没有达到提倡的人越来越少的地步。
沈阳建新工厂李亨得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它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最正确而且应该遵循的创作道路。但我们不能以为它的定义和解释，已经是完满无缺的了，我们还必须更深入地去探讨，使它更加丰富和完善。假若是抱着这样的精神和目的，那是应该欢迎的，决不能同取消论怀疑论者混同起来。如果一律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那就不是恰当的了。湖北人民出版社俞元辅来稿中说：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是：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是不容讨论的。如果任何人对这一概念提出不同的看法，都会被称为“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产物”的“怀疑论者”和“取消论者”。过去和目前在我们的文艺队伍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非常众多的拥护者，而且自觉地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并维护、巩固和扩大它的影响。这里有党员作家和非党作家，大家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下自觉的团结，互相合作。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否仅仅是党员作家的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否等同于党章？我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队伍今天无比强大，今后还会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党员作家和非党作家自觉地团结在这个旗帜下。将党和非党的作家分开的提法不仅是不策略的，更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但是要防止宗派主义情绪，更不要以“元老”自居制止别人发表意见。最好是对具体问题多多分析，不要以“总结”的方式来代替真正的学术性的探讨。新观察傅正谷来稿中认为这些议论是有违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精神，流露出一种有碍于文艺界的团结的宗派主义情绪，对创作也是有害的。过去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上不但有教条主义，而且还相当严重。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是必然会把创作引导到公式化概念化的道路上去的。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把它都归到这方面去，更不能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新的文艺方向。尽管如此，人们仍有权对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上的教条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提出质疑和意见，这样作不但不会动摇或取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反的是更好的保卫了它，何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死的概念，随着时代和创作的发展，它本身也是需要不断发展的。恰恰在这方面，我们不是作的多了，而是刚刚开始向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作斗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然不是唯一的”，也“不一定对一切人都是正确的”，那末，为什么对于党的文艺工作者又是“唯一正确的”呢？是不是一个党员作家就不能采取其他的创作方法了呢？如果一个党员作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某些部分提出质疑，是否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或党性不强呢？问题还在于，仿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有党的文艺工作者才能坚持和宣传，才能“压住阵脚进行斗争”，而且只有对于党员作家才是唯一正确的，这就在党与非党之间划了一条对立的界限，把党的文艺工作者放在非党之上，看得比他们要高些，同时也是大大缩小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的范围。李青群认为关于创作方法问题，陆定一同志的报告已经谈的非常明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最好的，但不是唯一的。如果企图用偷天换日的办法，仍然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强调成唯一的，就等于排斥了其他的创作方法，就等于取消了竞赛，实质上就是否认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果允许各种创作流派的存在，也就势必难免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产生怀疑，这种怀疑应该是允许的。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那就不应该害怕怀疑，“真金不怕火炼”，有了怀疑才能有争鸣，在争鸣中才能取长补短，才能使最正确的放出光辉。任何把思想上的纷歧，简单地加上“怀疑论”“取消论”的标签，扣上“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产物”的帽子，都是想硬堵住别人的嘴不让别人说话的办法。韦其麟等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确实是有人写文章对它表示怀疑和进行探讨。我们姑且不管这种怀疑是否有理由，但作为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来说，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必要的。为什么不可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表示怀疑进行探讨呢？陈其通等同志在这一问题上在理论上缺乏充分的根据，而在实践上，却流露出一种我们目前正在着重反对和克服的行政性的宗派主义的倾向和情绪。现在，宣传和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中，党员作家有之，非党作家亦有之。怀疑它、对它有新的探索的，同样也是如此。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真诚的，想求得问题的解决的，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好的现象。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美学上的许多问题，都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很快获得圆满解决，因此，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学习、探索、实践！
关于公式化、概念化问题　郝石、孙孟非认为有些同志提出题材应该广泛些，并没有什么违背党的方针的地方，而且也并没有违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总的方面来看，也是为工农兵服务，也都可以写。既然这样，就不必急于提出所谓“题材广泛论”的贬词，并把它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对立起来。事实上，很难想像会有那么一种“题材广泛论”，“广泛”到把工农兵摒拒到写作的题材之外。如果那样，就不是什么“题材广泛论”，而是“题材狭隘论”了。熟悉工农兵的作家仍旧可以以工农兵为题材，并且要更好地表现工农兵；而有些对工农兵不熟悉或者不够熟悉的作家，特别是老作家，也开始拿起笔来去写他们所熟悉的人物和生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写工农兵的作品还少，并不就等于写其他方面的作品已经太多，多到“喧宾夺主”的地步了。“夺主”当然不行，但客人还没有来就下了逐客令，客人也就只有望望而去了。在沈阳作家协会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认为“题材广泛论”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并不是矛盾的、对立的，实际上，现在并没有人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动摇或模糊。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不排斥题材的广泛，题材不广泛就不能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目前我们文艺作品的题材并不是很广泛，而仍是很狭窄，同时，不能认为不直接写工人、农民和战士就不算是为工农兵服务，就不能产生好作品。把写“家务事”与“儿女情”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也是不对的，目前我们的实际情况还没有因为写“家务事”与“儿女情”掩盖了天翻地复的斗争变革。据2月19日天津日报的报道，有的作家认为“生活中有什么就写什么，别管什么意义。”甚至有人讲：“胡风的‘到处有生活’现在看起来也并不错。”据2月24日吉林日报的报道，有人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确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是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提出来的，而今天的社会，有了变化。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的人，又都是社会主义的生活，可以不必强调写工农兵。熟悉什么写什么，不必有意识的去体验自己不熟悉的工农兵生活；在今天，写大学生情歌、写沙发钢琴，都可以说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当时有人批评了“熟悉什么写什么”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作家都不积极投身于火热斗争中去，我们的文学创作将会变成“自写自”了，那么谁来写工农兵呢？在许行的文章里，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比较详细的反对意见，认为在今天，工农兵乃是建设和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我们不去着重的表现他们，又怎能反映我们这时代的、社会的面貌和声音呢？“我们现在的文艺创作不仅过多的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而且作品里也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至于写地主、资本家，那些我们这一社会的渣滓和正在被改造中的阶级，即使为了反映我们这一时代的生活，也可以把他们付诸笔墨，但又怎样能跟写工农兵来相提并论呢？”“熟悉什么生活就可以写什么”的这种说法，表面听来似乎有些道理，实际是错误的：第一、这是把一般平常生活经验阅历等，跟作为创作泉源的生活混淆起来了，把作为创作泉源的生活作了庸俗的理解，因为并不是任何日常所熟悉的生活都可以成为创作源泉的。第二、既然“熟悉什么生活就可以写什么”，那么大家就都可以只写自己身边的一些事物了，无需再深入到工农兵生活中去了，无需再投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了，同时也就无需要在工农兵群众中、在现实斗争中来改造和提高自己了。总之，这些论调，跟目前在创作上出现的某些不好的苗头、不够健康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后者也正是前者的反映。这些观点不管其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也不管其讲的如何迂回和隐晦，其实质上、实际效果上都是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相对立的，都是要取消或否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
关于　整理　遗产的问题　据2月24日吉林日报的报道，许多剧团的同志都认为陈其通等四位同志提出的问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比如能够表现现实生活的评剧，也很少反映现实生活了，有的评剧团去年一年就没有演出过一个现实题材的剧目，虽然这个剧团在过去还是靠演现实题材剧目而发家的。话剧剧目的选择，也多从上座率、观众趣味着眼，争排“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有的导演、演员竟然拒绝接受排演现实题材的剧目。剧团的领导也安于在城市投合观众趣味，不愿意去工厂巡回演出，不愿意排演反映现实生活的小戏。在“不卖钱”“不叫座”的借口下，剧团演出剧目中的新花越来越少了。某单位在规划1957—1958年剧目中没有一个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目。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准备改变这种情况。3月7日吉林日报南阳、穆宜、怀仁的文章“让更多的新花开放起来”，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近一个时期各剧团上演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目太少了，起码是比前一个时期少了一些。这除了其他方面的客观原因之外，也有些是属于剧团选择上演剧目的思想问题和对某些政策理解上的主观性、片面性所致。另外，有些戏曲演员的艺术思想也出现了不正确的苗头，有人趁此时机把几年来的戏曲改革成绩一概否定，认为都错了，就连过去澄清舞台上不健康的东西、丑恶的形象的工作，也说成是“清规戒律”。因此，觉得也应当压住上演剧目的阵脚，让更多的新花开放起来。
据天津日报的报道，有些剧团现在单纯以“上座率”高低来确定剧目，追求趣味，不管古今中外，表演真实与否，只要赚钱就行，而不积极地演出反映现代生活的剧目与提高演出质量。许多戏曲剧团只注意了翻箱底、抖包袱，把许多有毒素的东西也原封不动的搬上舞台，而很少注意整理、加工、提高。或者只注意整理旧剧目，忽视对新剧本的创作。有些演员也只顾追求表演技术，而忽视了向生活学习。
青岛日报郝石、孙孟非的文章说：关于“新花”和“旧花”的问题，我们主张让两者都开放，而且旧的也要“推陈出新”。有些人“翻老箱底”，整理“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这也并不是坏事情。这种整理我们丰富的民族遗产的工作已经做到的比起要做的来还只能说是一个开端。至于整理得粗糙和“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利”，那是另外一回事，在开放“新花”当中也要反对，不能因此而以偏概全。
辽宁省文化局戏曲编剧室梁志翼对这一问题说：特别使我们感到他们对戏曲工作者的歧视。我们颇知道些此中甘苦，又不愿沉默，所以想单就陈其通等同志感想的第三点说几句。我们是“热衷于翻老箱底”的人，但可绝不是“热衷于走捷径”的人。陈其通等同志所说的：“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名字去图名求利”的人，是有的，但也确是少数。然而，绝不能据此得出结论：凡整理传统剧目，都是“走捷径”。陈其通等同志恐怕还不大十分了解戏曲工作者的实际情况，硬把少数人的落后现象和工作缺点说成是全貌。目前，我们的戏曲工作处于“继往开来”的历史条件下，戏曲工作者既要创造新文化，又要整理遗产，而继承传统，正是新文化创造的一部分。这工作，非做不可，而且必须以慎重的严肃的态度，细致地去做。既如此，就不许“走捷径”，就要付出心血。而整理得好的——不论是大拆大卸、还是“画龙点睛”，都是一种创造。再具体些说：元、明、清以来的戏曲遗产和各剧种的传统剧目，虽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但其中却有不少是精华、糟粕，杂揉并存。整了，可拂去灰尘放出光采；不整，有消极作用。我国戏曲艺术近年来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荣誉，也在于它是经过正确的“推陈出新”的过程，显然，不是“走捷径”可以达到的。我们对遗产，是继承者，也是发扬与创造者。发扬与创造并非轻易之举。整出一个好戏，何尝不需经过辛勤刻苦的劳动？而这劳动，现在仿佛是不被人们所承认，使我们深有与新文艺工作者处于不平等地位之感。陈其通等同志的观点，即此一种。平时我们所接触到的，也往往以这种态度来对待。比如有人（都是新文艺工作者）问我们：“现在做什么工作？”若答“整戏曲剧本”；他们就先冷笑，而后劝你改行：“干那一行不好，有什么出息！”事实上果然是不像有出息的样子：写出了本子，出版机关不愿出，勉强出版了也是目为下下之品。更不必提什么作者代表会之类，那更是没有名分。仿佛，搞戏曲的都是“没落文人”，迫于出路，才干这一行似的。这是有社会与历史的原因的。所以我们觉得陈其通等同志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原因也就在这里。而且也必须指出，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单是轻视了戏曲工作者，而是轻视了面对着的民族传统。恐怕说这样话的人，很少不是对民族传统抱着成见或怀疑的。
在我们工作上是有缺点的。但如武断地把缺点当成方向、方针的错误去非难，就难免使人有“主观主义”之感。我们感到陈其通等同志把老花、新花区别为主次之分，对立起来看，是不符合“百花齐放”要求的，因为要有命定为主的，就难以有“齐”放。谁好、谁坏，不是谁规定哪个为主就可以通过的，要让大家自由竞赛。新花固好，老花也不能因而受到排斥，而且老花被赋予新的生命之后就不能不把它看成是一种新的花朵，只不过它们是生根在传统的基础上。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是多方面的，间接对人们有益也对社会主义有利。两者正确结合，争奇斗艳，才能万紫千红，满苑芬芳。强调哪一面，都难免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