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歌常在我心中激荡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一支歌常在我心中激荡
严辰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当我们祖国还在黑暗的年代，这支歌——“祖国进行曲”就为我深深喜爱。不仅仅由于它明快的旋律，更由于它歌唱的那个光辉的理想的国土，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的心。我不善于唱歌，可是仍然十遍百遍的唱着它，不能放声高歌的时候，就低低地唱着它，默默地唱着它。这歌呵，常在我心中激荡。
今天，祖国解放了，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呼吸”，还在创造着歌中赞颂的那种美好的生活。
当我踏上访苏的路程时，向往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距离光辉的国土更近了，就更迫切的想仔细地看看她，伸出臂膀来，像对母亲一样的紧紧地拥抱她。
苏联，我所长久向往的国土，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应该说，我对她并不是陌生的。在文学作品里，在歌曲里，在银幕上，在画面上，……我们曾经和她一同呼吸过。我们随着群众的行列从红场前面走过，我们和红军战士一起熬过斯大林格勒的日日夜夜，我们为达维多夫终于建立了第一个集体农庄而高兴，我们为卓娅的英勇行为掉下眼泪。……
可是亲眼看到她时，我们感觉得更贴切，我们的印象就更深刻。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她的辽阔广大，她的富饶和壮丽，她的先进的制度，辉煌的建设，灿烂的文化，人们的勤劳、勇敢和智慧。除了这些，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有对我们的关切，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情谊。在那样的气氛里，我想起了我们的一句老话：宾至如归。
我曾经徘徊在莫斯科大学的大厅里，从那些壁画上，一一辨认过苏联的、世界的科学家的图像。当我看到我国古代科学家祖冲之和李时珍的像时，心里好久不能平静。夜晚，我爬上列宁山，仰望莫斯科大学，窗户里闪亮着千万盏灯光，和天空的星群并列。我知道，有不少中国的青年，正在这灯光下钻研。久久地凝视着，我艳羡，我神往。
我们参观第比利斯的少年宫，主人介绍说，这里有一个中国文学小组，过去有一个少年喜爱白居易的诗，少年长大了，他终于把白居易的诗译成格鲁吉亚文出版了。我们没有看到这位译者，可是从另外许多少年身上，看到了和他同样的志愿。
在列宁格勒作家协会，我们收到的礼物中，有着吉托维奇翻译的杜甫诗选。我们没有能见到吉托维奇同志，他病了，但是他特地请他的夫人来出席座谈会，表示他对中国朋友的情谊。
莫斯科的百货公司，有点像北京的东安市场，新年前夕，人们特别拥挤。我们像进大观园一样弄得眼花撩乱，突然后面赶上来一位少女，问我们中国农村的姑娘，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少女的母亲替她解释，她准备新年晚会上化装中国的农村姑娘，可是挑了半天衣料，不知道什么颜色合适。她得到了回答，满意地称谢而去。我们没有来得及问她名字，可是，她的心意，她的快乐，我们是完全可以领会的。
在塔什干的联合纺织印染工厂的文化宫，画室里坐满了男工和女工，他们正在画画，在雕塑。——要知道，在革命前，乌兹别克识字的人才占人口2％。在这里，我们认识了一位老太太，她叫伊里伐古娃，已经六十六岁，做过三十年纺织工人，现在耳朵聋了，退休养老。可是，她并不满足于晒晒太阳、烤烤火炉过日子，1951年，她开始学画，学雕塑。我们看到她不少作品，为她的出色的艺术创造而惊异。
她的作品中有不少是雕塑的中国人，中国女孩，有一座是“乌兹别克和中国的友谊”。她幼年生长在新疆，雕塑中国人时，主要凭过去见到的印象，她总以未能搜集更多有关中国的资料为憾。我们送了她几张风景画片，她欢喜得久久地握着我们的手不放。
真诚的友谊，无处不在。有时不靠语言做媒介，也一样可以交流，可以互相了解。
我们从塔什干往莫斯科飞行，飞机下面是一片云海，铺展到远方。上面天空碧蓝，阳光照在云海上，闪耀着金亮的颜色。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中校，不断地为这美丽的景色发出赞叹：“哎哟哟！哎哟哟！”他对我说着什么，发现我不是乌兹别克人，顿然醒悟了似的喊：“中国人！中国人！”
接着，他把这发现告诉他的伙伴，又忙着从那里找来了两本俄文版的“人民中国”，他指着刊物上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照片，说着：好！好！他想说的许多话，他的深厚的情谊，仿佛都在这个简单的字里表现出来了。
又一次，我们从索契坐汽车往里加湖去，车沿着黑海边的山道前进，司机扎哈林柯同志一路指点介绍，成了我们很好的向导。有一段路长而曲折，他说，这路名叫“丈母娘的舌头”。一会儿又指着岩缝里渗出的泉滴，说这叫“姑娘的眼泪”。
扎哈林柯四十多岁了，大部分的时间驾驶汽车，可以说，是长年在旅途奔波的人，他那种旅途生活是紧张而沉闷的，可是他却从中找到了幽默和风趣。他是这样一种人，张开了喉咙，就会把什么心事全吐露给你的。
1937年，我国抗日战争初期，扎哈林柯同志曾驾驶着满载物资的大卡车，从阿拉木图几次去过西安。那会是什么样的道路呵，崎岖不平，这还不说，还要经过沙漠，经过漫长的荒无人烟的地方，他得自己带着干粮和水，露宿在汽车底下，走一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
那时，大概幽默和风趣，也不能减轻长途跋踄的艰苦和寂寞了。但是，为了友谊，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正义的斗争，他甘于忍受这种艰苦和寂寞。现在，他说起这些的时候，还充满了光荣感，而我们呢，就对他更加尊敬。
我们和苏联的作家接触得更多一些，到什么地方，都受到了他们热情的照顾，而且都一见如故。
天将黎明，寒冷而困倦，我们的火车到达第比利斯。在车站上接我们的，是格鲁吉亚作家协会主席、诗人莱翁涅杰等同志。莱翁涅杰同志已经五十七岁，鬓发半白，他工作很忙，可是为了迎接我们，怕错过了时间，他通宵未睡，不，他写了一夜的诗。要这么一位长者等候我们，实在觉得过意不去，他呢，像见到了分别好久的远方亲戚一样，非常兴奋。
回到旅馆，一走进门，他就滔滔不绝的为我们介绍，从当年契诃夫和高尔基住过这旅馆谈起，直到格鲁吉亚英勇不屈的斗争历史，特殊的风习，和品种繁多的著名的葡萄酒。然后，引我们去作家协会，在那里，坐满了一屋子同行，男的女的，不少人已白发苍苍，在这些长辈面前，你怎能不受感动。
离别第比利斯的那夜，按照格鲁吉亚的习惯，我们用镶着银边的牛角杯，一杯又一杯的饮干了葡萄酒，主人和主妇，一支又一支的唱着民歌。夜已深了，同志们非送行不可。在站台上，一次又一次的拥抱亲吻我们，一滴热泪滴上我的脸颊，一支电流穿过了我的全身。列车开动了，莱翁涅杰同志还一再嘱托：“问中国作家们好，他们是我的兄弟姊妹！”
苏联的作家，很多都参加过卫国战争。当祖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拿起了枪，战争结束了，他们拿起了和枪一样锐利的笔。
在基辅，陪伴我们的几位同志，都曾经出生入死地战斗过。乌克兰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普鲁特拉斯基同志，战时做过通讯员，经常坐着飞机传递情报。小说家克拉夫钦柯同志，坚守过斯大林格勒，以后直打到柏林。阿夫托玛诺夫同志，“在库良吉亚包围圈中”的作者，是报务员，三次空降敌后，最后一次在拉脱维亚，被包围九个月之久。兹巴纳茨基同志，“索柯尔松林的秘密”的作者，则是战时的游击队长，金星英雄。他的母亲为希特勒匪徒杀害，他的十四岁的弟弟被绞死，这是不共戴天的仇恨，他怎能不英勇！
兹巴纳茨基曾来过中国，参加过弗兰科纪念会，回去以后，他爱不断地谈着中国。他邀我们到他家里去作客，他的夫人特地为我们做了烤鸭，他第一次启用了中国带回去的竹筷子。这一晚，兹巴纳茨基像过节一样，胸前挂着金星英雄章。普鲁特拉斯基和克拉夫钦柯也来共度良宵。
这像是一个回忆晚会。兹巴纳茨基谈着对中国的印象，他是在向另两位没到过中国的同志介绍，其实也是让自己又一次在美好的回忆里沉醉。我们虽然离开祖国不久，想起她时，心里也总是甜滋滋的。他们又谈到了卫国战争中自己的经历，我们有的同志也参加过解放战争，于是，我们就像在一个战壕里呆过的人一样，成了亲密的兄弟。
“在这里，应该说有四个中国人。除了三位客人，我是第四个中国人。”兹巴纳茨基说。
“你做过游击队长，我做过游击队员，如果需要，只要队长一声命令，我就勇敢地冲上前去！”我们的一位同志说。……
深厚的兄弟的情谊，像温泉一样浸淫着我们，像春风一样吹拂着我们，许多情景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示我的感谢，和无穷的快乐，我只是想唱歌，很自然的又唱起了：
“……我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
好像自己祖国的主人！”
是的，在那里，就像在祖国一样，我丝毫没有异乡的感觉。是的，那里就是我们长久向往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