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里的一个闲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农业社里的一个闲人
汪学勤　梁彬
黄和昌在农村里已经做了一年多的闲人。
他是在1955年7月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前夕背着背包——同时也背着追求个人名誉、地位的思想包袱下乡的。
他到了泷水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广东省新会县的重点社。社员对他很热情，找了房子让他安居下来，希望他帮助他们把社办好。可是他另有一套想法，认为自己干了几年革命工作，好容易当上新会县工会联合会的财务负责人，这下子给调到农村，岂不是“低了一级”？于是就实行怠工。到社以后，不问生产，白天听听收音机，晚上看看小说，早晨九点多钟还不起床。社里召开生产会议，他懒得参加。别人来请，他必定先问明是谁叫的。如果是区委书记或者乡的党支部书记叫的，他才不得不去。要是一般干部叫的，他就索性不理。到了会，别人讨论得烘烘热热，他却低头看报，一声不响。有一次，乡的党支部书记廖江森发现岗口一段堤围有下塌迹象，请他动员社员抢修。可是，他没有放在心里。结果堤围被冲崩，淹死了二十多亩禾田。事后他还强词夺理地说：“我只是一个驻社干部，是来协助你们搞生产的。出了事，责任应归你们。”又有一次，发生了稻热病，社主任告诉他要马上组织社员到田里喷射药物，他也不理会。结果稻热病蔓延开来了，影响了社的增产。他在泷水乡将近一年，没有给社出过什么好主意。乡干部因此向上级提意见，表示不欢迎这个闲人。上级于是把他调走。
去年夏收后，区里派出工作组到减产社去进行巩固社的工作，黄和昌随同出发了，他被分派到塔岭乡。也还像过去一样，他什么工作都不管，在乡人民委员会睡觉，在供销合作社吃饭，白天找人下棋。在乡里呆得久了，觉得厌烦，便到区里找区委书记，说：“哎！我头痛得很厉害，简直没办法工作了，让我到会城镇诊疗吧！”区委书记觉得从区里到会城镇很远，往返不便，区里有卫生所，于是叫他就在区公所找医生看病。黄和昌不大满意地走了。可是，当天晚上，人们却在会城镇的戏院里看到他精神奕奕地在看电影。
上级为了帮助黄和昌，去年秋收后，特地给他半个多月的时间，让他离职到县里学习“八大”文件，然后，又派他到基背乡第四农业社工作，希望他这次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
基背乡第四农业社主任余社来看到黄和昌，十分高兴。原来，在土地改革期间，黄和昌在这里当过干部，是一个积极分子，捉特务、斗恶霸，从不退缩，因此，余社来很尊敬他。可是黄和昌并没有领会这番盛情，他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地位、待遇等等，无心好好做工作。到社的第二天，他就要求去乡里的鲤鱼冲小学搭伙食了。
鲤鱼冲小学有个教师，过去是黄和昌的学生。有一天，两人比待遇的高低。黄和昌过去当过中学教师，又早参加了几年革命工作，可是比待遇的结果，他的工资比那位小学教师仅仅多十多元。他因此无限感慨。
黄和昌在基背乡第四社“依然故我”，不干工作。社里召开会议，他总要迟到两三个小时，来了，习惯地坐在一边看小说。社干部有时觉得他太不像样了，劝告他说：“黄同志，你整天想的是什么计谋，看的又是什么时闻，为什么这样呢？”余社来也常常提醒他说：“办社不是儿戏的，办得好坏，关系着几百人的生活呀！”可是这些批评都没有激起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他整天躲在小学里，社员很难在社里找到他。今年春节后，虽然县领导上提出干部要艰苦深入，带头生产，然而，黄和昌对社的生产仍不过问。只有在检查生产的时候，社主任亲自到学校邀请，他才不好意思推辞。社主任几次征求他对社的生产计划有什么意见，他总是不着边际地回答：“计划是七成实际的，三成只靠劲头。”除了这两句令人莫名其妙的议论以外，他再也提不出什么意见了。
人们是非常关心黄和昌的，时刻希望他改正错误。黄和昌无论在泷水乡，在塔岭乡，或是在基背乡，乡的党支部、社的干部都经常给他提意见，帮助他，认为他有一定的群众工作经验和文化水平，可以把工作做好。当年和他一起参加土地改革的乡干部，看到他如今躺着不动，越来越深地陷入个人主义的泥坑，都觉得十分可惜。现在基背乡的干部还是期待黄和昌转变过来，大家还在帮助他。不过，悬崖勒马，更要靠他自己的醒悟和努力。
（原载“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