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文学研究”创刊号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介绍“文学研究”创刊号
伊默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全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一直期望着出版一个大型的文学研究刊物，以便利研究者深入探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的各种问题，发表全国文学研究者的重要成果，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为了满足这种需要，现在“文学研究”季刊出版了。
“文学研究”创刊号内容丰富，刊载了许多著名的文学研究者的论文，如王季思的“‘桃花扇’校注前言”、夏承焘的“论姜夔词”、钱钟书的“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程千帆的“陆游及其创作”、孙楷第的“清商曲小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道’的问题”、罗根泽的“论‘庄子’的思想性”等。
涉及到目前文学研究中重要问题的，有三篇：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陆侃如、冯沅君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何其芳的“‘琵琶记’的评价问题”。
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在1956年，我国和苏联文学界都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这个讨论目前还在进行。蔡仪在他的“论现实主义问题”里，对于目前讨论中的分歧意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对于苏联文艺理论家艾尔斯布克的论“现实主义和所谓反现实主义”（见1956年7月号“学习译丛”），提出了商榷的意见。他说：“艾尔斯布克指出流行的观点中某些具体论断的错误，我认为是对的；特别是他批评艺术史研究中划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简单化作法，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自己的现实主义观点，却是更有问题的。”他认为艾尔斯布克“把性格描写作为现实主义的‘具有巨大的根本意义’的特点”，是“偏执地理解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的定义”，是“片面地引伸他的个别词语”。他说：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文学艺术的言论看来，“可以总括的说，真实地描写现实，就是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或基本原则。”对于这个论点，他提出了从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以至于十八、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言论和其他艺术史的事实”，加以具体论证；并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这同时，他也对于浪漫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区别，两种浪漫主义（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的不同，作了详细的分析，批评了艾尔斯布克的现实主义“只能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论点。最后，他又根据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特点，对于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提出了和刘大杰、姚雪垠（他们的文章分别见于“文艺报”1956年16、21、22等期）不同的看法。这篇文章的材料是丰富的，论点是明确的，它将有助于文艺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陆侃如、冯沅君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是去年关于我国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的继续。在这篇文章里，他们着重地论述了文学史分期的两个标准：文学标准和历史标准。
他们认为：“文学本身的盛衰演变自然应该是主要的分期标准”，对于这个论点，他们举出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十六世纪中叶，明世宗嘉靖前后”，“第二个例子是八世纪中后期，盛唐、中唐之交”，“第三个例子是二、三世纪之间，汉献帝建安前后”，具体地分析了这三个时期文学上的变化，他们说：从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文学发展到了某一个时期，就要转变；这转变就逐步结束旧阶段，开创新阶段。这些转变在文坛上是可以看出的：或者是某种体裁的形成与兴盛，或者是某种写作方法的倡导与改革，或者是作品中体现了不同的思想与情感，或者是作家们开始了新的风气与风格，等等。”
在谈到“历史的标准”的时候，他们说：“为了使分期分得尽量地正确，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因为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而文学又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所间接形成的现象。任何国家的文学的发展都是与自己的人民生活紧密联系着的。认为文学的现象仅仅受制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企图把文学的发展看成为孤立的东西，那是反科学的。”在这个问题里，他们具体分析了1840年到五四运动、春秋战国之交、唐、宋、元等历史时期给予文学发展上的不同的影响，认为“历史上种种发展与变化，大而封建社会的形成与崩溃，小而李唐王朝、赵宋王朝等等的兴起与灭亡，只要和文学史上的现象有所关连，那我们在讨论分期问题时就不应该不考虑在内。”
在文章的三、四两节，他们就根据这两个标准，提出了六段十四期的分期意见。
文学史分期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也是许多文学史家在研究和讲授课程中最感到困难的问题，正像作者所说的：“它需要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探讨，才能希望获得正确的答案”。因此，这篇文章具体细致的论述、详尽明确的分期意见，将会推动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何其芳的“‘琵琶记’的评价问题”，是试图把去年展开热烈争论的琵琶记评价问题的“有些分歧的意见统一起来”。他认为“‘琵琶记’里面有宣扬封建道德那样一个方面，是无法否认的。”“琵琶记”作者高明的创作主张“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表面的宣言，也不只是到了结尾才又出现了对于这种主张的呼应，而是一种贯串在全剧里面的思想。”文章从分析作者的思想出发，进而着重地分析了蔡伯喈和赵五娘的性格特点，认为从“琵琶记”的一些重要人物重要情节看来，高明是实践了他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主张。但是，文章也根据“琵琶记”艺术形象的表现和已有的高明的传记材料，分析了作者思想的另一个方面，“带有浓厚的宣扬封建道德的色彩，而又不是毫无保留地肯定整个封建社会”，进而指出，由于作者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某些忠实的描写，又使作品的内容突破了他的封建思想的限制；而且文学艺术的形象地反映生活这一特点更使作品的某些部分的客观意义和他的主观意图相违反。”因而，使得“它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的全部意义却更为丰富和复杂，其中又包含了对于封建社会封建道德的某些方面的暴露。”根据这样的分析，何其芳对于“琵琶记”评价的结论是“‘琵琶记’固然也有封建说教的一面，但那并不是它的全体，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同时对于封建社会封建道德的某些方面也有所暴露，而且在艺术方面更有它的独创性和新的发展。”
在去年展开的关于“琵琶记”评价问题的讨论里，主要的分歧点在于：作者的哪一种思想倾向在艺术形象中占据主导地位。有的同志认为：“‘琵琶记’深刻地表现出封建社会里的功名利禄对于蔡伯喈一家的平静、纯朴的生活的破坏，作品最终虽然并没有超出了封建社会的界限。……但作者在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这种家长制的僵死的不自然的硬壳，不是那种违反人们意愿的封建义务，而是人们的比较自然的关系。”有的同志认为，“琵琶记”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是宣传“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其艺术形象的真实，也并不能掩盖这种封建说教的浓厚性。何其芳的看法似乎是倾向于后一种的，但是，这篇文章更有系统、更集中地阐明了这一方面的意见。没有疑问，这篇文章将为进一步的讨论，开辟新的道路。
本期“文学研究”“编后记”中提出了刊物的编辑方针：“这个刊物打算尽可能废除一些不利于学术发展的清规戒律。我们将努力遵循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使多种多样的研究文章，多种多样的学术意见，都能够在这上面发表。”从第一期的丰富内容看来，我们相信，“文学研究”将是全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发表研究文章和争鸣的新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