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海河畔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通讯

在边海河畔
法国“人道报”记者　贝却敌
从前法国人把河内和西贡间的道路称为“第一号殖民公路”。现在，这条路却在河内以南三百五十英里、西贡以北六百英里的边海河铁桥边中断了。
边海河大体上在十七度线沿线，也就是南、北越的临时分界线，它把南部约一千万居民和北部的约一千三百万同胞截然分开。离边海河口以西二十三英里，是老挝的边境。边海河南北两边各三英里宽的地区，是双方的非军事区。按照日内瓦会议的协议，为了恢复和平和把越南建立成一个和平、统一、独立的国家，十七度线是双方的临时分界线，但是美国的政策却企图把边海河变为一条永久的分裂线。
河两岸是稻田。两岸的农民穿着同样暗黄色的衣服，在田间锄草、犁地。边海河把广济省分为两半，汾林区的一半在河的北岸，另一半在南岸。北岸有一万二千户居民，南岸有一万户。在汾克索村，六个小村在北边，三个在南边。往往父亲和母亲住在这一边，他们的孩子住在那一边。在1955年7月以前，这种情况还没有感到不便，因为按照日内瓦协议，非军事区居民持有特别通行证，可以在非军事区内自由行动。在边海河两岸有渡船往来，居民也可以在这“第一号公路”的铁桥上自由通行。但在1955年7月，正当应该召开协商会议讨论统一越南的选举程序时，情况改变了。吴庭艳政权派遣了几股便衣警察，攻击了驻在那里的国际委员会。在非军事区南部禁止居民渡河，停发通行证，严禁边海河两边居民的任何接触。法国和吴庭艳的军官同时拒绝出席管理非军事区的特别联合小组会议。
边海河流入口处，河北是汾安村，河南是卡松村。两个都是渔民村。汾安村人擅长造船，卡松村人精于做船帆和鱼网。过去，渔民们每天在海上相会，在一个生产队里捕鱼。但是在1955年7月以后，这种往来也被吴庭艳集团所禁止。7月27日，即是西贡的国际委员会遭受袭击后一星期，一个特务在深夜偷渡边海河，在汾安村纵火。烧毁了九十七间房屋。对岸的卡松村人曾不顾吴庭艳的军事警察的威胁和劝诱，乘船渡过河来帮助汾安村的渔民重建村庄。后来，汾安村的渔民为了表示他们的谢意，想在双方捕渔队在渔场上会见时送几袋大米给邻村的同伴，但是，南越当局却禁止卡松村的渔民下海；甚至把他们的船只都给拖走了。
195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日，非军事区南部的居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站在边海河岸上，参加对岸同胞的纪念活动。
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汾林地区的南部是解放区，北部是敌占区。解放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属于帝国主义分子、民族叛徒的土地和公有荒地都分给了农民。居民的生活过得很好。在北部敌占区，生活情况极为凄惨。这个现在是非军事区北部的地区在整个战争中经历过几次最残酷的浩劫。在边海河铁桥到入海口的临河军事据点唐特莱据点附近，仅在1952年下半年，就在附近小山上屠杀了八百个爱国者，其中有二百个是劳动党党员。小山上的四棵歪脖子树被当作绞架。一个恐怖之夜，八十个爱国者被活埋在一个大坟中。战争的最后几年，边海河北岸的汾林地区有两、三千名爱国者遭到屠杀。
“法军撤走以后，我们所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饥荒和疾病，”区行政委员会主席说道。“普通农民六天只能吃到一餐大米饭，其余就吃山芋和杂粮。居民受着饥饿的熬煎，很大一部分人传染了占领者遗留下来的疟疾、砂眼和性病，田野里布满了铁丝网和地雷。农民们不能耕种。”
土地改革、生产互助组和政府的帮助改变了这种局面。一万二千户中有三千户左右分得了土地，平均每人得三分地（约等于五分之一公顷）。在土地改革过程中，这里犯过错误，过去有二百六十人定为地主成份，现在已把其中的一百五十人改划为“中”农成份。有一万一千户参加了互助组，这里的农业生产已迅速上升。
“去年全越南每个人的大米定额是六百六十磅，”委员会主席说道。“我们的土地很薄，每人平均收获五百五十磅大米。加上山芋和杂粮，主食可以超过一千磅。即使是最困难户一年也能吃到一半以上的大米。”
一位女抗战英雄，现在的区委员会委员说道：“就在一年以前我们的衣服还是破破烂烂的，可是现在你再也找不出穿不上衣裳的人了。”事实确是这样。我到边海河地区的时候，寒流刚来到了中越。人民都穿着暖和的棉袄，和一年以前人们所看到的满身补绽恰成鲜明对照。主席说，砂眼、疟疾和性病已经消灭80％；扫盲班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他们计划在1957年年底能够扫除文盲。
边海河以南的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南部居民除了种稻之外还有三种生活来源：捕鱼、采集木材、竹子和其他林产物，他们还可以在非军事区以南的一个中心市集上出卖手工业品。现在，捕鱼几乎被完全禁止，在严格限制的地区内鱼船的活动也要受到特务的监视。采集木材和林产物也被禁止了。至于离开非军事区到传统的市集上做买卖，也只有吴庭艳当局认为“可靠”的少数商人。
这样，不仅是越南南、北两部之间的联系切断了，而且连非军事区内、外居民的联系也被切断。就是在非军事区内，居民也不准自由行动。他们的通行证只能在五幢房子之间有效，如果谁要越出范围一步，就必须得到吴庭艳当局的特别许可。
尽管如此，居民们常常挟着芭蕉枝或木板偷渡边海河。在非军事区以北的一个临时收容站里就收容了二百五十个南部的居民。在汾林地区住着六千多个先后逃来北越的人。他们为什么要逃跑呢？
一个家在边海河南岸的青年妇女说：“他们强迫我去上反共课，一星期三次。连耕田的时间也没有，我们还得挨饿。要是不去就要被抓走，我们在那里无法生活下去。”
一位皱纹满面的妇女怀里抱着一个瘦得可怜的孩子，另外一个骨瘦如柴、两颊深陷的孩子站在她身边。她叙述她怎样在所谓“告发共产主义分子”运动中被关了四个月的监狱。
我和另外许多人交谈后，了解到非军事区和广南省其余地区的情况：在抗战政府分配公地的时候，农民们分得五分多地。吴庭艳政府最先企图把分配的土地全部夺走，但在农民的强烈反抗下改为夺回三分土地。而参加抗战人员的家属，每人却只留九厘地（一分等于十五厘，十分等于一亩），把被夺回的土地交给付得起地租的人使用。显然只有地主才有钱租用。
一个渔民叙述南部的情况说：“村子遍地饥荒，我们连杂粮也吃不上，不要说大米了！”在他居住的地区，男人每月被强迫为“国家建设”劳动十五天，没有任何报酬。所谓“国家建设”就是为吴庭艳军队建筑碉堡和兵营。过去每年给抗战政府交纳三十五公斤大米的公粮，现在各种赋税的总数字达一百五十五公斤！非军事区南部的十九个村子中有十个村闹饥荒。和我谈话的人中有一个小孩，他的母亲就是在未等逃跑以前饿死的。由于地主还乡、听反共课和强迫劳动，使农民无法耕作，粮食的产量激剧下降了。由于禁止捕鱼、采集林产物和贸易，村民也就无法购买粮食。许多难民来自经济条件稍好的地区，但那里的压迫同样地残酷。一个相貌坚毅、勇敢和热情的青年妇女叙述她怎样因为在抗战中曾参加妇女团体因而遭到吴庭艳警察的逮捕的经过。她说道：“他们把我的手和脚用椰子茎反绑在背后倒挂在树上，用棍子打我，用脚踢我的腹部，要我说出村里的共产党员的名字和我所做的工作。九天中他们什么也不给我吃。看看我活不成了，才差人叫我的家里人把我带回去，还要一等我能够受审就报告他们。我知道下一次他们要杀死我，所以刚能走动，马上就逃出来了。”
这几天，从十七度线往北的“第一号公路”上车马如梭。有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等各国出产的卡车。满载着新建海港和发电站的装备，有抽水站和灌溉工程的装备，有公路和桥梁的建筑材料，也有新建铁路的路轨和信号设备——一条铁路已经修到宁平并正向十七度线延伸。夜晚，渡口景象十分热闹，桥上电炬通明。汽车司机在等待过河，手里端一碗有名的越南“汤”，一边喝一边交谈。虽然刚刚从十七度线那方来的人那里了解了恶梦般的情况——这些人的苍白脸色和衰弱不堪的身体可以充分证实他们的话。但是眼前的这一切却显得十分正常。我也听说这些日子南部的公路也在忙忙碌碌。公路上塞满了拖着钢骨水泥的美国卡车，运到非军事区南沿修筑碉堡网。与此同时，一车车的壮丁被载来据守造好的碉堡。
越南人民渴望这一天的到来，那时汾安村的渔民又能以鱼船来交换卡松村人的船帆和鱼网，汾克索村的家庭又能团聚，边海河上的铁桥重新通车，而人民又可以在“第一号公路”上南来北往，从河内到西贡，从西贡到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