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在何处？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问题讨论

“病”在何处？
　侯命
杂文（小品文）曾经发生过危机，然而，杂文的危机已经过去了。
不承认杂文曾经发生过“存废的问题”，是违背了杂文发展的实际；但是，最近再把杂文创作中所遭遇到的具体困难，说成是“小品文的新危机”——“消亡的危机”，也是言过其实。
1956年的下半年，杂文大量出现了。不久之后，杂文就逐渐消失了，无生气了。到了今年的一月二月间，杂文是逐渐走向了消亡的路。一个文学现象突然发生了，又突然濒于“夭亡”了。这是为什么？说“小品文虽然是萌芽于民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产物，但它既是真理的维护者，就应该与真理的战斗永生”，这是对的；说“人民需要小品文也并不减于当年”，这也是对的。但是，解放以后几年来为什么中断了杂文的传统？既然“应该与真理的战斗永生”，为什么去年刚刚恢复了杂文的传统又濒于“夭亡”的危机？其中必有缘故。
杂文大量出现了，讽刺作品大量出现了，这是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是真正敢于大胆地正视生活的作家的新的创作要求。当人民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暴露得鲜明的时候，作家不仅看到了正面的、进步的、光明的、美好的事物，也看到了直接阻碍进步的反面的、落后的、阴暗的、丑恶的事物。对待前者，当然不发生问题；对待后者怎么办，如果闭起眼睛来，就一定粉饰了生活，欺骗了读者。于是，作者凭着自己革命者的良心，在一个新的社会问题面前，勇敢地拿起了批评性的、讽刺性的武器——杂文。
但是，杂文并非很顺利的为读者所接受。这里所谓读者，不止是文艺爱好者，而是包括广大的干部、人民群众。杂文是批判的武器。杂文批判的对象是人民内部的缺点。在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问题没有在理论上解决以前，在群众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看到了生活中的矛盾，但找不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因而也害怕大胆的公开的揭露它，怕由此而损伤了生活中正面的东西，对待杂文的看法就是如此。尽管个别杂文受到部分读者的欢迎，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是害怕、是不欢迎杂文的，对杂文抱有歧视的态度。于是一篇思想性比较尖锐的杂文，往往收到几十件、几百件的反对意见，抗议报刊利用杂文的形式揭露人民内部的矛盾，甚至怀疑作者的动机、立场问题。广大读者的意见，使报刊的编辑畏缩了，动摇了，不敢大胆的放手了。于是作家写的少了，写的不大胆了，不写了。于是也出现了反映这种社会心理的文艺批评，从根本上否定杂文，把它和其他讽刺作品看作是发泄“不满和失望”的东西，或者是修正杂文的任务，让它去歌颂光明的事物，否则杂文多了，就会使人看来“好像我们的国家的工作，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一团糟（？）”。杂文创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反对它并进而要求消灭它的社会心理。因此，杂文“存废的问题”发生了，杂文的确遭遇到“消亡的危机”。因为这一切意见，都不是以通常的方式，把杂文中的一些问题当作一般性的问题来讨论，而首先是不要的问题，把杂文视为“邪物”。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杂文“消亡的危机”无法挽救，说不定难以延长一年的寿命。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这不仅是解决其他问题的指南，而且也从根本上挽救了杂文的危机，杂文“存废的问题”才真正的不存在了。但是，阻碍杂文发展的困难还没有彻底消除，然而已变了性质，它与杂文的关系已经不再是“正”压“邪”，相反的是“邪”成了“正”，“正”成了“邪”，地位换过来了，它吓人的威力也就没有了。属于杂文本身的一些具体问题和作家的问题也还是有的。然而，这一切，都应该在承认肯定杂文应该存在的前提下，当作一般性的问题去讨论。我以为现在最主要的仍然是害怕、反对杂文的社会心理和杂文创作的矛盾，虽然它的性质已经变了。要彻底解决这个矛盾，是长期的，也就是逐渐的树立一种很自然的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社会风气，不看到这一点，过分的强调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先“造就出几个有出息的作者”，未免过于乐观了一些。现在的一些杂文作者所以没有像鲁迅那样大胆正视现实的态度和勇气，就不单纯是因为“鲁迅先生渊博，而我们则浅薄”，问题还是社会心理、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