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区干部应不应该参加生产？ 福建、河南许多干部参加了田间劳动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县区干部应不应该参加生产？
福建、河南许多干部参加了田间劳动
编者按　社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这一点大多数人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县区干部是不是也应该参加生产劳动呢？从龙溪地区和许昌地区的消息看来，县区干部下乡的时候，参加生产劳动也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是，据我们了解，有些同志对于这个问题还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样做虽然对于县区干部在那里参加生产的农业社有好处，可是对于改进全县全区的工作未必有好处；不参加田间生产，也同样可以联系群众、了解具体情况，甚至可以有更多时间接触更多的群众，了解更多的情况；如果他们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参加生产，这里插一手，那里插一脚，加以他们在生产劳动方面很生疏，可能对生产并没有好处，反而影响社里的正常的生产秩序。这些意见是不是正确呢？希望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已经参加生产的县区干部，怎样改进了对全县全区工作的领导，有些什么经验，有些什么困难，也希望写出来寄给我们。
本报讯　福建龙溪地区的县、区、乡干部普遍地参加了田间生产，改进了领导作风。中共南靖县委副书记沈山水和农民一起挑大粪；韶安县副县长林克治帮助群众修水利；龙溪县古县区的区委副书记蔡正南和青年团区工委副书记曾兴化，带粪箕下田检查生产，一天中既了解了社的生产情况，又拾了六十多斤粪。他们给乡、社干部树立了榜样，给群众很大的鼓舞。有些社员说：“这样的干部，就像土改时候的干部一样了。”乡干部脱鞋下田的更是普遍。南靖县溪边乡的党支书和乡长从县里开完会回去以后，就把曾经使他们脱离群众的扑克牌撕掉，参加了社里生产，并且带头跳到水最深的地方修水利。很多农民说：这次县里开会比吃补药作用还大！乡干部家里的人也说：政府这次开的会真好，人都变了！乡干部也说：现在是由三头受气变成三头满意了！根据南靖、龙溪、海澄、华安等四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在七百零二个下乡工作的县区干部中，深入田间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有四百九十五人，占总数的70％。另据太长、龙溪、等五个县的统计，在两千二百多个乡主要干部中，深入田间领导生产的占80.6％。
随着干部作风的转变，农村工作已经出现了新的气象。
干部下田生产以后，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春耕生产很快就形成高潮。诏安县副县长林克治参加修水库以后，修水库的民工一下子从六十人增至二百人，原计划一个月完工，后来只一个星期就结束了。南靖县刈仔乡原来群众劳动情绪不高，出勤率只达50％。在该乡工作的副县长赖荣德亲自下田和群众一起挑大粪以后，一个规模巨大的生产运动开展起来了，全乡出勤率提高到90％以上。
由于干部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改变，生产和其他工作上存在的许多问题被及时发现及时解决了。海澄县委合作部长周顺民，在东泗乡领导生产中，登门访问了老农，同他们一起研究和解决了许多生产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东头乡干部在深入生产中，发现群明社有一部分社员缺口粮，就帮助社里的管委会精打细算，先预支出九千二百多斤谷子，借给四十四户困难户，使他们能安心生产。群惠社经过乡干部帮助具体安排劳力以后，已抽出一部分劳力进行副业生产，帮助社员克服春荒困难。
干部在生产中改正了过去的缺点以后，群众对他们十分体贴。例如龙溪县大寨乡干部参加生产以后，社员总是叫他们早下工、早休息，说他们劳动不习惯了，得慢慢来。东山乡乡长参加生产后，社员总叫他在近处劳动，怕有人找他不方便误了工作。
龙溪地委认为：目前，干部下田，很大一部分还只是为了积极带头推动生产，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是深入群众、及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领导方法。因此，这种作风还不是很巩固的。干部参加田间劳动以后，还须改进工作制度。县区乡干部总还有许多公事要办，怎么办？有的采取轮流值日的办法，有的采取上午下田、下午晚上办公或两天办一天公的办法。究竟怎样做才好，还需要具体研究。干部参加劳动，所得工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也还需要研究解决。
本报讯　河南许昌地区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大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全区各县由县直属机关抽调干部一千四百九十名，加强了基层领导。绝大多数干部下乡以后都能作到“三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三深入（深入田间、深入饲养室、深入社员家庭）”。在农村工作干部中，普遍出现带头生产的新风气。不少乡、社干部卖掉了自行车，背起了粪篮，自报劳动日，减少工分补助。群众反映：“干部作风大转变，老少社员一齐干。”“啥籽长啥苗，啥瓜锯啥瓢。过去是干部社里转，社员地里转，光转不生产；现在大小干部都干起来了，群众咋不干呢？”
广大乡、社干部作风的转变，是与某些领导干部的带头和以身作则分不开的。如长葛县二十四个县委委员，除去另有专门任务的以外，其余十六个委员包干负责十个基点。县委副书记李玉宪，在双庙乡发现社员出勤率只有40％，于是一面作了布置，一面亲自帮助群众送粪，很多社干部也坐不住了，从而影响了群众，出勤率很快就提高到92％。
在春耕生产中，许多农业社实行了包工包产，把一些经营管理权适当下放到生产队改变了社的管理方面过分集中的毛病。群众对这也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