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大“放”的原因何在？ 上海文艺界巴金等人对领导提出批评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没有大“放”的原因何在？
上海文艺界巴金等人对领导提出批评
本报讯 上海作家们最近围坐一堂，座谈“怎样大‘放’”问题。
上海作家的队伍是强大的，从全国来说，仅次于北京。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上海文艺界的状况虽然有所进展，但总的情况，是没有大“放”起来。
问题在哪里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创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二是需要大“放”的广阔的园地。文艺领导对作家生活的照顾，是做了工作的。但是，对于作品怎样产生，对作品怎样看法，却没有人研究。上海有话剧传统，有全国最好的演员，话剧又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很好的工具，但是，剧本不能出版，话剧上演的场所又很少。话剧剧场与越剧、地方剧和滑稽剧的剧场相比，是一比四、五十。对这样的不正常情况，一直没有引起领导上的重视。
如果仅仅是不管，问题还简单一些，可是，有时管得过严，又不恰当。主要表现是批评多，鼓励少。许多作家都对批评感到压力。巴金写了“有啥吃啥”的杂文，遭到了批评。靳以为了一篇五百字的短文，也引起了风波。许杰谈到他解放后写东西少的原因，他列举了所写的诗、小说和鲁迅研究，几乎都挨了批评。因此，他写起东西来就胆小了。反正少写一点没有错，错了挨批评不大舒服。问题还不在怕错、怕挨批评。正当的批评对于一个作家永远是一个推动的力量。问题是许多批评，使人心里不服。巴金举了一件事，说明领导上对创作问题，是不大同作家研究的。他的小说“家”改成电影，有一些地方，他是不同意的，等把他叫去看的时候，他提了意见，也没法改了。上海作家协会应当管创作，却做了许多一般机关所做的事，把本身的事丢在一边。许多担负工作的作家，没有写作生活。读者要求很多，没有时间写作，作家心里很苦恼。今年开始作家要靠稿费生活，这更是个大问题。靳以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以自己多年的体会，谈出作家需要怎样的领导。他说：领导作家是一件难事！多过问，作家紧张；不过问，作家又说不关心。靳以说：过去到中央开会，总是很兴奋，回来以后，许多事情办不通，热情就慢慢冷下来了。究竟怎样领导作家呢？他提出五多：多管、多关心、多批评、多听取大家意见、多了解文艺工作的特点。
要放出奇花异朵来，没有广阔的园地怎行呢？花是要百花齐“放”，但是，出版社却是一花独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是由原来的五家出版社合并成的。一年出五百多种书，这个数目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种类差不多，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全年有十万吨纸，新文艺出版社只是三万三千吨纸，最近才增加了一千吨。目前出版界的混乱现象，是与中央出版局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傅雷、巴金都说：出版工作的许多章程制度，都是太死太板，不符合实际情况。重版的书，不管质量如何，也不管读者需要，一律按照章程办事，很多书就出不来。我们要学习鲁迅，可是买不到鲁迅的书。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金的一些作品，都脱销了一年以上。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出版书根据运动办事。农业合作化高潮，有关农业合作化的书多得了不得，一阵风过去了，书积压起来了，有的积压过几百万册。巴金说他视察出版工作时，看见成堆卖不出的书，心里很难过。他说：这不能光指责下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啊！罗稷南说：出版的书品种要多些，印数要少些。要多走群众路线，不要由几个人决定。罗稷南认为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过去出版的工具书、科学技术书和古典著作，有很多是好的，即使有些不好，也可修改整理出版，不必要重新做起。前人的劳动，是应当尊重的。
此外，傅雷还提到了稿费制度不合理，影响创作，也影响作家生活，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尽快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