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提倡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
千家驹
什么东西障碍着经济科学方面的百家争鸣呢？我认为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倾向。应该承认，过去几年来，在经济科学研究方面，调查研究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写文章，搬弄概念的多，而做深入的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却很少。搬弄概念，那多么省事呵，只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买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翻翻教科书，再从报纸中找一点合于主观愿望的材料，便可以写出一篇文章来了。而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却要花辛勤的劳动，不倦的努力，还要有许多无名英雄的工作，这就比搬弄概念困难得多了。过去一两年中，在经济科学中，并不是没有“争鸣”，例如关于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问题，定息是否剩余价值的问题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先进落后问题。有的还“争鸣”得非常热烈，这些讨论已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应该继续提倡。但是，不容讳言，其中有一部分论文是患非常严重的教条主义病症的，这种文章，既没有充分的材料，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而只是根据斯大林的一个定义或死啃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两句话而大做文章，争论了半天，你既不能说服我，我也不能说服你，因为大家所根据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概念化的游戏；至于占有大量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一般说来还不多见。
对于现实的经济问题，一般的大家都不敢碰，原因有二：一、对实际情况不了解，许多从事教学工作或科学研究工作的朋友都诉苦根本得不到材料，业务部门强调这也保密，那也保密，除报纸公开发表的东西外，什么也得不到，自无从研究起，勉强来谈，也等于隔靴搔痒，不着边际；一是把政策措施或政府的法令当成客观经济规律，搞业务工作的人大多是宣传一番政策法令便算是尽研究工作之能事。（宣传政策法令是必要的，但不能代替科学研究。）有人问：对方针政策是不是也可以争鸣？我去年到沈阳，有不少朋友这样问我。我认为：方针政策也是可以争鸣的，因为政府的方针政策有合乎客观发展规律的，那就是正确的；也有不合乎客观发展规律的，那就是不正确的。政府制定方针政策是非常慎重的，但是不可能要求所有的方针政策都百分之百地正确无误。如果我们发现方针政策有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提出意见来呢？不过对于方针政策的讨论，在方式上应不同于学术思想的讨论。第一，这种讨论不必拿到报纸刊物上去公开发表，应通过适当方式（如向主管机关或业务部门提出意见）或通过适当机构（如政协、人民代表大会、党派或人民团体内部、科学研究机关等）去进行。其次，在执行期间，当政府未宣布修改或废止某种政策以前，即使对方针政策有不同意见，也应该遵守执行。
解放以来，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国之所以在短时期内取得经济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同国家所采取的正确的财经政策是不可分的，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肯定。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府所采取的每一财经措施，在每一阶段或每一环节都是毫无缺点的。我认为，我们应该鼓励经济研究工作者关心政府的财经措施，研究政府的财经政策，并且鼓励他们提供意见。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通过适当的方式，使他们有所了解，给他们以研究的便利。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有必要的。
经济科学是一门具有现实意义的科学，离开了实际便谈不到经济研究。苏联的先进学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我们必须虚心地去学习。但究竟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苏联不同，苏联经济实践中所发生的问题不一定是我国当前的主要问题，而我国经济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也不一定等同于苏联。要使中国经济科学独立发展，就必须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我国经济实践中所提出的问题，提倡调查研究，独立思考，而不是生搬硬套，生吞活剥。我最近看到有的经济刊物上每期介绍苏联经济研究方面的学术动态而没有或很少介绍过中国自己的经济研究方面的学术动态，也有的学习读物上介绍“关于美国经济危机的讨论”时，只介绍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国家的而就没有中国的。难道中国经济学术界就没有动态可介绍，中国经济学者中就没有人写过研究美国经济危机的论文吗？显然不是。这是我们自己不加注意或不重视罢了。我认为：我国的经济研究动态或学术论著即令是幼稚，但幼稚的东西是可以成长的啊。
这几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一日千里，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的进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惜我们的经济科学研究工作太落后于实际了。可以说，经济科学研究者对国家所作的贡献和我们所处的地位是太不相称了。为了把我们的经济科学理论水平提高一步，就必须坚决地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强调调查研究，重视搜集资料等工作，同时还必须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分析问题。
要展开经济科学界的争鸣，必须同时反对宗派主义。经济学界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关门主义的倾向上。不少研究经济科学的朋友对我国某些个别党员同志的宗派主义作风是十分不满的，举例来说，中国经济学会无疾而终后（陶大镛同志说“名存实亡”还是不确切的，它早已“名实俱亡”），多少经济学者提出要求恢复这一组织，但迄今毫无音讯，因为个别党员同志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宁愿要小圈子不愿要大圈子。又如“经济研究”名义虽有一个编辑委员会，但经年不开一次会，我们这些忝为编委的人从无提意见的机会。陈翰笙先生每和我谈及这些情况，不禁长太息于宗派主义作风之积重难返。中国研究经济学的朋友本来不多，这种偏狭作风不改变，如何能团结各方面的经济学者，活跃我国经济研究的空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