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希望科学院用走群众路线的方法 解决科学院同各方面的矛盾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科学家希望科学院用走群众路线的方法
解决科学院同各方面的矛盾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召开的讨论科学工作中矛盾问题的座谈会，3日继续举行了一整天。应邀出席的有数学、物理、化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科学家近五十人。二十位科学家发了言，他们除继续揭发科学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以外，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更多的建设性的意见，特别强调走群众路线是最好的办法。
物理学家周培源首先提出，科学院的方针任务是不明确的。科学院应该是全国科学研究的司令部，指挥科学大军作战的，学部也应该是那一部门的司令部，但是现在院内的工作做得多，院外的工作做得少。力学家钱伟长也认为，“科学院应该成为全国科学家的科学院”，但是现在没有做到。科学院的人们有这样一种思想：“还是先搞我们的吧！”为什么？他说根源在于不依靠群众。“人心向院”，也正说明人们需要科学院的领导，高等学校、产业部门都有希望于科学院，但是都失望。目前存在的问题，只要依靠群众是可以解决的。
许多科学家认为，目前科学院的领导方法应该改变，应该广泛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冶金学家陈家镛说，科学院对集中在北京西郊中关村的研究所的领导，形成“远距离操纵”，以致各所都各自为政，可以共用的图书、设备等等，都各搞一套，浪费很大。
声学家马大猷提出，新成立的电子学、计算技术等四个研究所业务上是互有关系的，但彼此不通气，不仅工作上有损失，也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院里应该考虑这问题。化学家王葆仁说：“学部不要成为学部委员的学部”，“学部委员不要成为自高自大的先生”。他建议学部处理事情要同各有关方面商量，学部委员可以仿照人民代表的办法，定期访问各地科学家，听取意见。冶金学家叶渚沛指出，我们的研究机构组织得很好，可是没有研究。这是很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要科学机构的政治领导人更多地信任科学家，放手让科学家们工作。物理学家洪朝生认为，现在研究所里思想教育由党、团做，同业务的领导分开的办法很不好。业务是离不开思想的。对领导业务的导师可以有更高的要求，让他们参加思想教育工作。这样可以有助于思想教育，而且老科学家们也是乐意的。化学家袁翰青特别提到，应该改变一些老科学家不做研究工作的情况。他说，院长、副院长，二百三十二位学部委员，都不应该“脱产”，每人至少要有一个研究题目，这样才能推进科学，也有利于对科学的领导。
不少科学家谈到，科学院同高等学校的关系“紧张”，同产业部门的关系也不好。马大猷认为，问题不在于科学家之间，而在于领导上的互相不接头、不了解情况，许多问题的处理缺乏协商。女力学家李敏华说，科学院同高等学校间的矛盾，有时也许只是一种“传说”，如力学研究所同北京大学的力学系就合作得很好。她认为，只要科学院同高等学校见面谈谈，矛盾就可能解决的。几年来科学院派的一些留学生，有的专业水平太低，有的外国文水平太低，有的有思想问题，等等。为什么？傅鹰和黄子卿两位化学家都说，就因为没有同有关学科的专家商量，或者不接受有关专家的意见，仅由行政“内定”了事。结果是不能达到培养的目的，同时造成国家的浪费。数学家王寿仁也有同感。王寿仁还谈到，即如请外国专家的事也要走群众路线，同有关学科的中国专家商量，否则就会出问题。有一次请来一位专攻概率论的苏联数学家，数学所的人们根本不知道，而恰恰中国没有这一门的人，结果就没法发挥专家的作用。
“科学院的一些工作操之过急”。这是许多科学家一致的意见。傅鹰认为，对某些“科学家”的培养就操之过急，以致有的“科学家”的名气使人感到是科学院硬捧的，不是科学界公认的。听说快要实行“院士制”，如果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实行，但“院士”可千万不能由政府指定，否则“院士”要成了“怨士”。“科学界也要有行市”，要公认的“院士”，才能享受到院士的荣誉，也才能起到院士的作用。袁翰青提到，“科学奖金”也是给科学家们的一种荣誉，可是不久以前的这一次“科学奖金”似乎是副作用大于正作用，不少科学家都反对，都感到行之过早。有的得了奖也反对、不愿意接受。现在科学家们感到迫切需要的是工作条件的创立。所以他建议设立“科学基金”，给院外的一些需要帮助的科学家以切实的“雪中送炭”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