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生活回忆——谭震林同志访问记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学徒生活回忆
——谭震林同志访问记
本报记者　柏生
最近，记者有机会访问了今年已经五十五岁的谭震林同志。他现在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从他的回忆里，我知道了他四十多年前当学徒时的艰苦生活，以及他在学徒生活中受到的锻炼，和养成的好学的习惯。
那是1913年的一天，在湖南省南部攸水旁边的一个小县城——攸县城里，一个穿长衫的人带了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走到了一家古书铺门口。这两个人就是谭震林同志和他的父亲。这家古书铺，只有很狭小的门面，一层楼的瓦房，可是上下只有两间。楼上放货，楼下门市又兼作坊，摆了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有些纸、墨、笔、砚。门口挂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匾额，上面写着“太成堂”三个字。谭震林同志的父亲带了他进去，让他给穿长袍的书铺老板磕了头，拜了师傅。就这样，他就开始了学徒生活。
谭震林同志生在湖南攸县一个矿山小职员的家庭里，他有兄妹八人，全家人只靠父亲一人做工过活。1913年，辛亥革命后不久，湖南还是一片混乱动荡的局面。那时，他父亲被矿山老板辞退了。他父亲只好把子女们送出去找生活出路了。他的大哥被送进一家香店学做线香的手艺，二哥进了一家豆豉坊学做豆豉，五弟和七弟家中养不起，都送给了人家。他就被父亲送到“太成堂”古书铺里来了。
虽然那时他还只是十二岁的小孩子，从他进了“太成堂”的第一天起，便参加了繁重的劳动。每天早上，老板和老板娘还没有起床以前，他就同另外两个学徒起身了，把屋子打扫干净，把桌子抹好，痰盂倒好。等老板起来以后，他们三个人又要忙着烧饭。他有时还要帮老板娘洗衣服，抱孩子，替老板装烟袋。头两年什么也不能学，只好替老板家做义务工，一个钱的报酬也没有，就是吃老板家的饭，每天青菜、豆腐，一个月只吃四两肉。
谈到这里，谭震林同志感慨颇深地说：“你们是不会知道的，那时学手艺可真困难。老师傅很难服侍，很保守。学徒要同他处得好，帮他洗衣服，倒茶水，做许多事，他才肯教一些。如果服侍不好，根本别想他教你东西。所以，有的学徒学了三年出了师，可是两手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行，学三年等于白废了。”
他在“太成堂”当了两年学徒。当他才开始学打算盘，和学着打那敬鬼神用的纸钱的时候，因为老板生病死了，店也就随着倒了。他只好背着行李回家。在这两年中，他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手艺，可是也学会了照管自己的生活，初步养成了一种勤劳的习惯。
谭震林同志回到家里，怎么办呢？手艺还没有学成啊！十四岁的孩子，又远离家门九十里，到三面环水的茶陵县城里去，在一家“徐文元”书店里学手艺。这家书店的门面比“太成堂”大些。
来到“徐文元”书店的头两年，他仍旧做着抹桌子、扫地、烧饭、抱孩子这些杂事。此外，他有机会开始学手艺了。他先学会了木板印刷技术，以后又学会了装订技术。但是这是多么不容易学得的呵！靠人教是假的，主要靠自己看，自己做，从做中积累经验。在这个店里，每个学徒每天的工作都是很繁重的。那时他拿着墨刷子，坐在木板面前，每天不论怎样腰酸手累，必须保证在木板上印刷完三千张纸，不然老板是不会让他休息的。装订工作也很繁重，一把切纸刀就有四五斤重，切纸要求又快又齐又光，做起来很是累人。可是，谭震林同志就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逐渐锻炼成为一个比较熟练的印刷徒工了。
“这些手艺本身是比较简单的，有一年就可以学会了。可是那时候规定，学三年才能出师。因为换了地方，我一直做了四年学徒才出师。”谭震林同志笑着说。
在这个期间，谭震林同志也养成了一种酷爱读书的习惯。只读过三年私塾的他，是不满足于仅有的这点文化知识的。他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还抓紧时间，在煤油灯下看各种各样的书籍。那些书多半是旧小说。他晚上从书架上把书拿到手，在第二天一清早就悄悄地放回书架子上去。即使没有看完，也只能到第二天晚上再偷偷去取下来接着看。他看书的时候，要十分小心保持清洁，不发生一点折皱损伤，只有这样老板才会看不出来。就这样他不间断地看了许多旧小说，例如“水浒”、“三国演义”、“七侠五义”、“西游记”、“洪秀全传”，等等。从这些书里，他找到了知识的源泉，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贪婪地读到深夜。
说到这里，谭震林同志诙谐地说：“我那时看书的技术是很高明的呢！看过的书就和没人翻过的一样新。就是这样，老板没有发现我看书，才使我看了许多书。”
那时工人的工资是很少的。谭震林同志出了师以后，第一年一个月拿一吊钱。当第一次拿到了自己劳动的报酬的时候，虽然那样微薄，可是他心中很高兴。第二年一个月他拿到两吊钱，以后逐渐增多，到了拿四块钱一个月，就算不错的了。那时有的人做了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最多才不过拿八块钱。在那个时候的印刷业中的工钱没有超过这个限度的。就是这样，除了自己生活以外，就很难养活全家老小。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攸县、茶陵县城里那些从江西来的生意人，不论在杂货店、绸缎庄、药店，都没有带家属的，妻子老小都在农村里。那时候，一年放几天假，让大家回乡一次。看起来，在旧社会中，求得职业是不容易的，想养活一家老小更不容易。
有一次，“徐文元”的老板娘打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这个老工人在店里几十年了。那时的店老板就是他抱大的。这个老工人的无辜挨打，激起了店员们的愤怒和抗议。大家联合起来向老板和老板娘进行了斗争，一连罢了三天工。最后老板和老板娘不得不向老工人赔了礼。这一次斗争的胜利，使谭震林同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清楚地看到了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力量。在生活实践中，他的革命思想受到了启发。
1924年，谭震林同志离开了茶陵县，回到了攸县，还是继续做书籍装订工人。在他所在书店的对门，住了一个小学教员余来。余来是当时攸县共产党的负责人之一。谭震林同志同他常常往来，在一起谈论革命道理，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在1926年，谭震林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革命斗争。从此，他就走上了献身于革命的道路，一直到现在。
当访问快要结束的时候，谭震林同志一再地表示自己从学徒工生活过来的道路，只不过是很平凡的一段。他笑着对我说：“这些都是青年时代的往事了。如果从我的这一段生活中可以给今天的青年人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我想那就是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青年人都应该抱着正确的生活态度，顽强地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和学习。今天青年人的生活道路是无限美好的。这比起四十年前我们青年时代所走过的道路，真不知要幸福多少倍。”
说到这里，谭震林同志停了一下，接着又感慨地说：“可是，生活在今天这个新时代里的许多高小和中学毕业生以及青年徒工们，有的人还不愿意下乡参加劳动生产，不愿意当徒工去学手艺。他们认为下乡种地丢人，当徒工没出息，只想升学，或者到大工厂里去做个三级、四级的工人。其实，升学或到大工厂里去做工，固然是一条出路，但是，当徒工学手艺，下乡种地，不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吗？青年人是应该经过艰苦锻炼的，不要以为做学徒、种地就什么也不能学习了。我的文化水平不就是在当学徒工时提高的吗！学文化要靠自己。我在参加革命后不断自学，可是基础是在那做工的十二年中打下来的。青年人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也应该努力坚持自学。”
“我自己是学手工业学徒出身的，我愿意在这方面再谈几句。”谭震林同志说，“我们中国的特点是人口多，工业落后。今后不仅大工业要发展，就是各行各业的手工业也要发展。有许多手工业，比如说做豆豉吧，现在还不能机械化。我们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多种多样的手工业发展，这样不但对工业生产有利，对人民消费需要的满足有利，社会上就业的门路也将扩大。各行各业的手工业都需要有人去学。而且，现在一切劳动都被人尊重了。今天的师傅也不像过去那样保守了。”
说到这里，谭震林同志笑道：“我从木板印刷这个科班里出身，直到现在还没有忘了这一套本事呢！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有时还用到这套本领。别的不说，自己订个小本本，也比别人内行得多呢！”
接着，他又谈到，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中间，李先念、曾山等同志也是从学徒出身的。李先念同志少年时代做木匠，曾山同志做过缫丝织绢工人。他们青年时代都没有进过大学，没有受到高深的教育。他们当时接触到的是锯子、纺车……而不是课 桌、精装书、试验仪器。可是，对他们来说，生活是最好的教材，勤勉是最好的教师。几十年来，他们经过丰富的生活锻炼和艰苦的革命斗争的教育，也都已经成为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