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老农的怒气后面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在一个老农的怒气后面
本报记者　吕建中
李时铎在东北做过多半辈子苦力，两个孩子都不满五岁就死了。贫困和焦心的日子，给他留下来的是倔强、暴躁的性格，和一颗对恶势力深恶痛绝的心。1935年，他和妻子回到山东海阳故乡重新安了家，又生了最后一个儿子，不料刚刚抚养到会喊“爸爸”，突然又生麻疹死了。从此，夫妻俩长叹一声，开始了他们孤独的、惨淡的晚年生活。
这次我回到故乡，去看李时铎的时候，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已经是鬓发斑白的人了。我们谈了些别后的经历；后来，谈到村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的情绪有些不一样了。他用一种试探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然后用轻而有力的、像是老师考问学生的口气问道：“听说人民日报是中央的报纸，那上面的材料都是从哪儿来的？”
我一时摸不清他突然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何在，就只好给他一个笼统的回答：“人民日报也是群众的报纸，材料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直接从群众口里听来的？嗯？”他又把眼光逼向我了。
李时铎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曾做过村农会主席，他对阶级敌人斗争非常坚决，站在群众前头，指着村上那个大脑袋壳恶霸地主的鼻子顿足大骂，骂得那恶霸地主低头瘫痪在他的脚下；后来村里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他都参加了，妻子也做了村里的妇女干部。社会主义的火花在他们的寂寞的暮年生活中闪出了光亮，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孤苦无依的人了。可是我不明白，此刻他和我久别重逢，这怒意是缘何而来？于是我便平心静气地说道：“时铎，您是爽直人，您心里有什么话就直接了当地说好了。”
他冷笑几声，说：“我们几个老年人冬天没事常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看报纸。今天打开报一看，这里大丰收；明天打开报纸一看，那里工作大开展。记得只有一回，批评过一个县长不下乡。大伙儿就说，真怪，连十个指头还有长有短，怎么报纸上净是喜事？这材料都是从哪儿来的？报社就没一个人到咱村来看看？”
接着，他就说了一大串刺耳的话，什么“合作化不像话”啦，“下边胡闹，上边官僚”啦，等等。
我默默地听着，心里暗笑道：您这家伙，老毛病还没改掉呀！于是我便拿事实向他讲道理：“时铎，您这人脾气暴躁，看问题光往一边偏。去年高级合作化第一年，全国就增产了二百亿斤粮食；咱胶东十几个县去年也增产了八亿斤粮食和一亿斤花生。这都是事实，您能说合作化不像话吗？您这村受了水灾，减了产，这也是事实。可是这在全国和全县来说，也只不过是个小黑点。再说……”
“好了，您不用说了，横竖咱俩说不到一块儿。”他打断了我的话，眼睛里闪着怒光。“您是记者，跑的地方多。我吃在这里，穿在这里，我只能看见我这个村。毛主席从来也没教您只看全国不管一村，看见成绩就忘了缺点。……
“唔，您等一会，我还没说完呢！去年受水灾，这不假，社干部会跑到上级面前说，啊呀，减产，这没法子，天灾嘛！事情就过去了。难道这是真实的吗？难道能把减产的原因都推在水灾身上吗？您想想看，去年发大水，我们社里劳动力不算少，有些社员闲得手心发痒，社干部不抓紧时间组织他们排水；水退了，又不赶快好好安排劳力锄地，地里草忽的长起来了，这才手忙脚乱。地也没锄好，那些年轻
人干活呼呼隆隆，像一窝蜂子，锄一亩地瓜就要割掉十来棵苗，而我，看见苗儿根下有一棵小草也小心用手指头把它拔掉。年轻人锄十垅，老年人锄八垅。可是，晚上记工分，年轻人记十分，老年人记六分。别人不敢提意见我偏提，我批评年轻人干活不顾质量，不讲技术，年轻人却反过来说老年人思想发死。您看，难道这记的是思想分，不是工分？唉！难怪老年人赶集碰到一块就摇头叹气，说如今老年人一钱不值，老本事算吃不开了！”
此刻，我开始明白了，我觉察出他那恼怒的眼光后面藏着的是什么东西。便说：“您这些意见向上级反映过没有呢？”
“向上级反映？去年一年我没看见过上级什么样儿。唔！不错，去年收罢秋，上面一个什么干部来住过几天，姓刘，名子记不清了，眼角上有块黑斑。开会先讲分红，接着就动员社员投资。我又把上面那些意见给提出来，我想，这是上级的干部，兴许差不多。咳！您妄想，一点用也没有。他翻翻眼皮，冷言冷语地说：老头，您放心好了，饿不着您，合作社有五保，怕什么？您听听，这像上级干部说的话吗？合作社办不好，不收粮食，您拿西北风保我？算了，提意见没人理，想靠合作社又靠不住，要我投资？哼！休想，我把钱扔在凉水里还有个响儿听听！”
他的妻子回来了，他像是不甚在意地问：“开的什么会？这晚才回来。还不赶快做晚饭！”
“扩大干部会呗！修改增产计划，动员社员投资。”妻子一边说，一边洗手，准备切菜。
“我早就知道又是这一套！”时铎还是不大耐烦。
“我也早就知道您又是这一套；可是这回您错了。”妻子截住他的话，理直气壮地说：“不论什么事情总会有个转变，可您的思想老是不拐弯。前些日子社干部到县上开了会，总结去年的工作，讨论民主办社，社干部在县上都对社里的事情做过检查。今天会上还决定要开社员大会，让大家提意见，接受去年的教训，实行包工包产，把劳动组织和记工分都弄得合理。听刘同志说，县上还要组织老百姓挖河呢！”
“刘同志？哪个刘同志？”时铎的语气有些软了。
“就是去年秋天来的那个刘同志，人家也在上面开过会，学习了上级的指示，说第一年办高级社没经验，今年要把去年的缺点纠正过来。刘同志说过几天要组织老农座谈会，研究生产技术，请您也参加。过一会刘同志还要来看您呢！”
时铎楞了一阵，没有再说什么。不过他显然轻松多了。他站起来，把玻璃窗里面那层纸窗扇打开，屋子里豁然亮起来了。然后，他走下地，背着手看一会妻子切菜，到院子里转个圈儿，又走进来，轻声问妻子：“您，做什么饭？”
“熬豆腐白菜呗！”妻子抬眼望望他，又低头切着菜。
“那，那橱子里不是还有点鱼吗，一会刘同志来了留下他吃晚饭吧，嗯？”
妻子笑了。她趁时铎高兴的时候，便又问道：“社里动员投资，您想，没资金咋生产，柜抽屉那钱，我看，时下还是别买棺材板啦，您说呢？”
“嗯，棺材板，实对您说，我心里压根就没打谱今年买。不过投资嘛，唔！别忙，等等再说吧，我还得看看他们做的是不是真像那么回事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