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远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说 管得太死损害了群众积极性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沈志远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说
管得太死损害了群众积极性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于5月11日开始举行。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会主任委员沈志远，在16日的会议上发表了意见，他从国家制度的角度上对当前的一些工作提出尖锐批评。他说，今天阻碍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原因，除各部门领导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应该对它进行坚决斗争外，还有一个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属于制度性质的重大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党政领导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庞大、太笨重了。
社会主义要求集中
但不能集中过多过死
他说，社会主义是需要计划管理的，但过多的计划管理，就会损害自由，妨碍积极因素的发挥。社会主义是要求集中化的，但是过多过死过紧的集中，就会损害灵活主动，同样会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今天我们各部门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反而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由于管得过多过死，一切都要国营，一切都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好些演员长期没有戏演了，好些教员整年没有书教了，好些名医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无处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学术工作者无法从事研究工作了。在我们这个文化落后、知识分子特别缺少的国家而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这岂不是糟得很吗？沈志远说，“包下来”的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同时它有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把人们的积极性包掉了，今后必须逐步地取消，对于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管得太死的办法必须及早改变。
沈志远联系戏曲界的情况，谈到集中太多的害处：去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一起，把上海市大批的戏曲团体都改为国营了。但管得太多的结果管出来一个官僚主义。因为那么多的戏曲剧团根本没有力量、没有条件来管，结果就不能不用不管的方式来管，形成了戴了帽子不穿衣服的有名无实的国营剧团。
出版事业应该开放
政府只掌握大政方针
沈志远又谈到出版界存在着一方面出版社感到组稿困难，另一方面许多著作家又感到写了稿子无处出版的矛盾。他说：大家都认为出版事业中的“一家独鸣”“专业化制度”，是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我也大体同意这种看法。为什么大家都要百家争鸣了，独有出版业还要保持一家独鸣，把某一种性质、某一门学科的书归一个出版社垄断呢？垄断、独鸣就是排斥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竞赛、保护懒汉、奖励不上进、阻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使出版事业的生命枯萎下去。所以今后出版事业应当向社会开放，允许志同道合的人开办像同人出版社，同人杂志社，书刊出版发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针措施，负起督促检查之责，其他事情是少管为好，何况你事实上要管也管不了那么多呢。
他说，医务界也存在同样性质的情况：好些名医过去每天替许多病人看病，私人诊所林立，病家也很方便。现在极大部分名医都到公立医院去了，收入从数千元降到了数百元，担任了院长、副院长、科主任的医师，行政工作很多，特别是会议多得不得了。名医不看病而光开会，不专心致力于业务领导而忙于在外面参加社会活动和行政事务，还要加上重重叠叠的学习，这一切的结果就把名医们的积极因素化为消极因素了。同时，管得太多太死，结果出现了包办代替、“以党代政，以政代业”的情况。医务界同志反映卫生行政部门对医院事务干涉太多，名医当了院长，还是有职无权，医院领导的权被行政部门代替了。
不合理制度滋长歪风
希望大刀阔斧地改革
他说，从上面所列举的事实情况来看，过多过死的集中、管理和一切都包办下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所起的消极作用甚至为害作用是不可计量的。因此，如何正确地使计划管理与自由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问题，就成为当前党的领导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了。我热烈地希望通过这次整风，不但要清除寄生在党和政府机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三种歪风，而且还要把滋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他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之所以有害，过分集中，过多过死过紧的管，以及一切包办代替之所以有害，就因为它们是残害群众积极性，窒息群众主动性、创造性的，也就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