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非党局长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会议上 批判宗派主义　要求有职有权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北京市非党局长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会议上
批判宗派主义　要求有职有权
本报讯　中共北京市委于5月14日到17日的下午，邀请了政府和其他部门的非党局长、副局长座谈会，请他们给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提意见。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郑天翔、陈鹏，副市长张友渔、冯基平、贾庭三都出席会议。
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李毅，道路工程局局长王明之，对外贸易局局长张锦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焦菊隐，公共卫生局局长严镜清，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第二商业局局长李伯球，上下水道工程局局长陈明绍，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莫艺昌，民政局副局长邓季惺，第二地方工业局副局长隋经仁，城市服务局副局长陈铭德，教育局局长翁独健，粮食局局长浦洁修，上下水道工程局副局长刘珍甫，教育局副局长汪通祺，工农业余教育局副局长关世雄，建筑工程局副局长钟森，文化局副局长孙承佩，都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第三地方工业局副局长范崇武。
在发言中大家着重就非党人士担任局长、副局长有职、有责、无权，党员有优越感，不重视党外干部，造成党与非党群众之间隔阂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进行了较尖锐的批评。不少人在发言中，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焦菊隐说：
同非党负责人商量
不过是一个形式
会上大家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了非党局长、副局长存在着有职无权的问题；有的局基本上是正常的，有的局表现很严重。焦菊隐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分工管业务，有些问题提出来商量的时候，实际上党组已经决定了。所谓商量，不过是一个形式。院里增加了演员，我还不知道。如舒绣文到我们院来，人已经来了我才知道。在不被信任的情况下这样来干工作，有时我很痛苦，想辞职去教书去。
莫艺昌说：我担任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从形式上说，只是有这个职务，权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党的领导不重视我们。感到工作中有些问题，也不敢谈，比如我分工主管对私改造工作，党组开会研究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事后也不告诉我，这叫我怎么做好工作。我有再大的热情，也无法发挥出积极性。我苦恼过，感到党把我摆在这个岗位上，但又不让我参与有关工作。邓季惺说：
提意见党员局长不听
再说岂不是自找无趣
邓季惺说：“我来北京九年了，我由新民报调北京日报当顾问，实际上好久没有事情可做；连报纸发行多少也不让知道，后来还是从黑板报上知道的。以后调到民政局任副局长，对局内好多事情也往往是报纸上发表了才知道。自己分工主管的工作会议不让参加，如要我经办把教养院交给教育局的事，开行政会议不通知我，决定了才告诉我。关于家庭托儿站的问题很多，北京日报曾经转来读者的意见，我签发要调查处理，结果马局长压起来不让有关同志去处理，也不和我商量，这叫做尊重吗。中央内务部曾经规定过临时收容所，每人每月伙食费七元五角，我们不按此规定硬要改为五元二角，我提出意见，党员局长也不听。久而久之，有些话我就不说了；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我说的不算，党员局长说的才算数，我要再说不是自讨没趣吗。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一个姓陈的托儿所所长，我问他现在有多少孩子，情况怎么样？他笑着说我早就调开了。当时我很窘，啼笑皆非，人家以为我神经病，这位副局长真官僚，连自己管的工作，干部已调动了还不知道。可是她那知道我的苦衷啊！党员局长连调动一个托儿所的所长也不和我商量。党的干部工作，非党局长应该不管，但对自己主管的业务工作方面的干部，应该过问。总之局里在决定人事问题时，宗派情绪很浓。对我保密，我也就自然地视人事科为禁地。最后她形容自己说：“在旧社会里，我没有当过太太、小姐，这几年在新社会里我反而好像成了个不劳而食的剥削者了。”
在实际工作中，有些非党局长、副局长的职权为什么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呢？大家作了进一步分析；综合起来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原因：
市的领导同志不重视非党员局长
一、市的领导同志对非党局长、副局长的工作不够重视、尊重和信任，很少主动找非党局长、副局长谈话，了解情况，指示工作。李毅说：“贾庭三副市长分工管手工业管理局，他不是根据我们局的领导分工，该找谁就找谁，而有事就找党员局长谈。”焦菊隐说：“我们排演话剧‘考验’，事先剧本送给市委宣传部长看，排演时请部长来指导，可是宣传部长有意见不和我这个副院长兼总导演来谈，而只和党员院长说，那里要改，那里要动。这种情绪好像也影响了群众，院内人给我们提意见时，也带有宗派情绪。曹禺入党以前，群众提意见总是说两个党员院长能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曹禺同志一入党，提意见的人讲话口吻就变了，结果就成了我一个人不能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了。”陈铭德说：“领导我们的党员副市长从来未找过我，见到市内一些党政负责同志，每次总是我主动地找他们握手、点头，但对方也不表示热情相待。”
党政不分
二、党政不分，往往以党代政。大家感到在行政部门里，对待工作，习惯从党的系统了解情况，研究布置工作，把非党局长或副局长放在一边，缺乏同他们合作共事的态度。大家认为党内先讨论研究是必要的，但对一项工作，党组做了决定以后，不再开行政会议充分研究，或者不采取个别形式找非党负责干部真诚商量，听取意见，那是不对的。这样不仅不能发挥非党同志的积极性，更不可能做到有职有权了。对这些方面，过去各局的党组注意得很不够。有人在会上形容说：“我们非党人士担任局长、副局长，上下是耳目不灵，做工作像悬在空中，得不到支持和领导。”
有些党员干部蛮横无理不尊重非党负责干部
三、党对党员科长和一般党员，缺乏下级服从上级，尊重党外负责人的职权教育。因此，在一些党员中总认为非党局长、副局长是为了统战而来的，放在一定的负责岗位上是“摆饰”。他们片面地认为这些领导人既不了解情况，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对非党员上级不尊重。在有些局里，党员局长交代一件工作，视为圣旨，非党员局长或副局长要下面办一件工作，不是拖上三个月，就是根本不理，不当一回事。甚至有些党员对非党负责人采取粗暴的态度。楼邦彦说：“我在政法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不同意党员教务长一个意见，向他提出在政法学院并不是没有条件进行科学研究。话刚落音，一个党员同志跳到桌子上，以谩骂的态度，说我不应提出和教务长相反的意见，教好书就不坏了，还有什么条件进行科学研究，不了解情况，这个意见要不得。这是以理服人吗？”对某些这种党员的优越感和蛮横无理目中无人的态度，不少人在会上提出了批评。关世雄说：“在我们国家里，以共产党为领导，这是肯定不移的。但不等于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党外人士的领导者，永远管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