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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爱莲等在座谈会上坦率批评 舞蹈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严重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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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7-05-18
第8版()
专栏:

戴爱莲等在座谈会上坦率批评
舞蹈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严重
本报讯 首都舞蹈界在15日和17日两次座谈内部矛盾问题的会上,揭露了不尊重我国舞蹈专家的艺术见解和创作劳动,以及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的领导涣散和宗派主义情绪。
在会上,戴爱莲讲到这些年来我国的舞蹈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是作为舞蹈工作者之一,她一直为着服从革命的需要担任行政工作,完成出国任务,参加社会活动。而在舞蹈艺术上呢?她说:“我是愈来愈感到能力差了,八年来我很少有艺术实践的机会。”她回忆到解放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条件虽差,生活也困难,还教了一些学生搞了一些创作;今天环境好了,困难也少了。但是创作反而少得很。她原是华侨,很想通过自己所从事的舞蹈工作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她曾创作过“卖”、“游击故事”等作品,也努力学习瑶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民间舞蹈,她认为这些都同党的方针没有矛盾;可是,当舞剧“和平鸽”演出以后,就被教条主义者指责,扣上一顶崇拜西洋、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帽子;似乎过去的一切都没有用了,什么都需要从头学起。
戴爱莲过去是中央歌舞团的副团长,现在是中央实验歌剧院舞剧团的团长、北京舞蹈学校的校长,在谈到同党员的合作方面,她说:“我只能听他们的,我的意见不被重视。”她想在舞剧团排演舞剧“罗盛教”,因为演员不愿意,领导上不支持,就停排了。她想把芭蕾舞民族化来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舞剧,也得不到支持;强调舞剧团只搞古典的民族舞剧。她只希望有六个学生来帮助她进行创作实践,一直也没有实现。她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很高,艺术劳动却很少。
在会上,戴爱莲对于文化部总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分配工作职业,也提出了意见。她说:“原来答应不让我担任什么行政职务,我只搞创作和演出;但是,在北京舞蹈学校举行成立典礼前的十三小时,部里忽然要我担任校长职务。我有困难也只好服从。”她还批评了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只关心舞蹈学校,而对其他舞蹈团体的事情找到他就说没有空。她认为文化部应该全面的来关心舞蹈事业的发展。
舞蹈界领导不团结
有人说内外都有墙
舞蹈界,特别是舞蹈界领导闹不团结,是一个长时期以来存在的事实。叶宁在会上说:我们舞蹈界虽然年轻,不仅党与非党之间有“墙”;墙内有墙,墙外也有墙。她认为过去一讲到舞蹈界不团结,就只看成戴爱莲和吴晓邦两个人不团结,现在想来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他们两个人的艺术见解的确不同,但这也不是解放以后才开始的,解放以前就是这样,但那时候他们还是合作演出过。解放以后,特别是解放初期一直把这两个学派当成两个宗派来批判;用教条主义的观点批判他们的艺术。叶宁还指出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的性质不明确,理事会涣散,连会都开不起来。绝大多数的党员理事只关心自己工作的单位,对整个舞蹈事业却不关心;这个研究会附属的唯一刊物“舞蹈通讯”的编委会也组织不起来,谁都不愿意担任。
贾作光也认为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理事们的思想很难见面,特别是党的思想领导薄弱,不能起核心作用。他还批评领导之间互相猜疑,有特权思想。譬如“舞蹈通讯”有批判吴晓邦的理论的文章,经他看过没有登出来,群众自然有意见;这样,就无法从理论上展开讨论。他还指出了各个舞蹈团体之间,互相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抢节目等不正常情况。
会上,迪之、范蓬、郑宝云等对于舞蹈界唯一说话的地方“舞蹈通讯”,因为纸张缺乏,被迫停刊;许多掌握了民间舞蹈艺术的艺人不受舞蹈团体领导的重视,需要时找他们来,用过以后送了走;和不关心群众舞蹈活动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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