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掉三个主义，工作会大变样——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紱教授谈整风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搞掉三个主义，工作会大变样
——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紱教授谈整风
5月13日上午，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俞大紱教授在他安静的工作室，如约接受了记者的访问。俞大紱教授是我国优秀的植物病理学家，最近光荣地当选为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
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整风。他说：“共产党要我们党外的人提意见，这使我首先感觉到共产党的伟大，并且感觉到我和共产党之间没有距离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确是问题。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些问题是有普遍性的。即从人民日报这些天来所刊登的消息、文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5月12日本报刊登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庞熏琴写的“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一文中提到，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召集该院讲师以上的教学干部开会时竟然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代表党……我的官不算大，但是也不小。”俞大紱教授提起这个例子，不禁感到好笑，他说：“这还谈什么团结？不过这样可笑的例子是比较突出的。”
俞大紱教授谈起自己的工作。他说：“我是一个农业科学工作者，对于我国的农业生产是比较关心的。”他认为凡是对于能够增加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都应该加以发扬和提高。几年来，他到国内许多地方进行过调查工作。他说“在调查中，我曾经看到，许多机关由于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使农业生产受到了损失。1954年他到辽宁省的熊岳农业试验场参观，看到一种用了许多年工夫培育成功的水稻优良品种“卫国”号，曾经被认为它同资产阶级思想有关，要把它销毁，主持这项工作的同志不忍心给销毁绝种，暗中设法保留下一些种子。后来，留下来的那些，证明很好，现在已经在许多地方推广。他说，同类粗暴的事情，他还在别的地方遇到过。“农业科学要注重应用，同时也要有理论的基础；农业有地区性和季节性，它和当地的社会经济也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门极复杂的科学。”所以，他认为，“农业科学的领导者，如果犯了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必然要给国家带来损失。”
“您直接接触到的情况如何？”记者插问。
俞大紱教授沉思了一下，然后抬起头：“呃，我目前接触到的情况没有什么。”他接着又说：“我个人比较重视业务工作。在北京农业大学，我还没有感觉到植物保护系的领导者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大家团结得很好。但是这里的物质条件比较差，还不能发挥大家的潜力。”提起党员和非党员的关系。他用手指着隔壁房间说： “学校指定帮助我教学和做研究工作的助教，她就是共产党员。她同我的接触最多，相处快三年了。我没有感到她是党员而有所特殊，她也没有因为我是非党员而行动拘束。我让她做的事情，她都有计划地完成。同时她对工作和对人的热忱态度，无形中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这样的相处不是很自然吗！”
俞大紱教授还在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研究所工作。那里新来一位行政副所长，曾经找他征求对工作条件方面有什么意见，并向他说，业务以外的事，如果有问题，我可以尽力帮忙；业务上有什么问题，就去找管业务的领导。他认为：“这就很好，可以使我们做研究的真的可以做一点研究。”他又补充说：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研究所做的工作一年可以抵上以前几年的。”这个研究机构是1953年起在北京农业大学建立的，不断发展，去年由室扩充成所，需要搬离学校，以后就搬走了。俞大紱教授说，这样的情况他就感到很自然，看不到学校同科学院之间有什么矛盾，原因是大家真的“从工作出发”。现在植物保护系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共有九人兼这个所里的工作。
看来，俞大紱教授自己目前遇到的情况都比较满意。他说：“根据我当前遇到的情况来体会，我深信倘使各单位的领导者，能考虑所在单位的性质，从工作出发，从国家的利益着想，一定能克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党员能保持诚恳和谦虚的态度，并认真地做事，党和非党之间就不致有隔膜。
“您对目前要开始的整风有什么看法？”记者又插问。
俞大紱教授分析到目前的情况。他说：“目前要求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农业生产要达到预定的指标。这就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如果不搞掉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人们的积极性是发挥不出来的。”停了一下，他又说：“搞掉这三个主义，可以相信工作就会大大变样，落后的会很快赶上去。整个国家将呈现蓬蓬勃勃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