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学院整风开始 农学家座谈农业科学工作中的矛盾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农业科学院整风开始
农学家座谈农业科学工作中的矛盾
本报讯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共党委会的整风已经开始。该院党委会于15日和18日连续邀请院内农业科学家举行座谈会，讨论农业科学工作中的矛盾和对该院党组织提意见，以帮助整风。
教条主义严重
农业科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是许多人特别关心的问题。戴松恩先生提起，“米丘林学说和摩尔根学说不是方法上的不同，而是认识上的不同”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可是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的陈凤桐同志，曾经在群众性的大会上重复这样的说法，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甚至影响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他说：“没有深入的研究，只简单地凭哲学上的观念就来肯定一切，会变成宗派，谈不到学术上的学派。”陈耕陶先生说，批判摩尔根学派或其他学派的缺点都是可以的，但大家首先要踏踏实实地学习，然后再老老实实地谈。
陈尚瑾先生说，几年来农业科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缺点是，接受苏联的、西方国家的和自己的经验，都没有消化，以致既影响了农业生产又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进展。如“牧草轮栽”和“阶段发育”的硬搬，就是例子。又如“垃圾颗粒肥料”，没有经过试验证明，就硬在四川省搞合作社，结果赔了许多钱。苏联的关于“喷磷”的经验，我们也是没有经过试验证明就搞起来，后来苏联说不好，我们就又不搞了。这都造成了损失。
应更多地信任科学家
“党应当领导而且可以领导科学”，这是不少农业科学家发言中一致提到的，但他们认为党应该更多地信任科学家。吴福祯先生说： “科学家们受到信任，他们的责任感、积极性、主人翁态度等，都会随之而来。如果信任不够，他们的责任感就会不够，就会没有积极性，也影响主人翁态度；它们是互有因果关系的。”他认为信任不够的原因，就在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说，他最近曾经检查自己的思想，他在工作中有着依赖思想和主动性不够的缺点。这一方面是由于感到领导上对自己的信任不够，另一方面自己也有责任。他还提到，最近报上反映了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的许多意见，他说：“如果要求平均主义，是不合理的；如果要求公平合理，那是应该的。领导上可以这样来检查。”
方针值得研究
从发言中可以看到，农业科学工作的方针还值得研究，特别是理论结合实际的问题。王鹏先生从畜牧研究方面谈起，他说为了结合实际而下乡的事，竟被当作运动来处理，领导上强调“下了乡就作了工作，没下乡就没做工作”，因而把实验用的畜牧场也给取销掉。以致一年来畜牧系的工作人员老是做“调查”，调查回来却没有了实验的地方。说叫到“双桥农场”去实验，可是那里规定“只许看，不许摩”，实验变成了笑话。他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已经变成了卖膏药一样，只两条腿、一张嘴。”沈宪耀先生说，农业经济研究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大家下乡搜集资料是无目的、无计划的，七零八落地把资料带回来一搁就完事，不是为研究服务的。
学术空气不浓
许多人的发言提到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学术空气不浓厚。马闻天先生指出，目前的一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只停留在一般的试验阶段，年轻人的工作是这样，高级研究人员的也是这样。这就无法前进。他还谈到，许多党员的兼职太多，他们忙于开会，以致影响了专业的学习。陈耕陶先生说：“许多党员同志，无论是政治或业务，都不学习或学习不够，只忙于事务。我敢说，我们所里的党员同志，很少有比我政治理论书籍看的多的。”他举出，一个党员同志从1949年开始和他相处，七、八年了，还没把业务抓起来，他认为：“如果虚心一些，抓紧一些，还是做得到的。由于学习不够，以致只能用简单方法处理问题。”王鹏先生从评工资上来谈。他说：“过去评工资，使人感到只凭印象，而且只凭少数人的印象。有的人从1952年就一直埋头工作，可是提级没有他的份；有的人这里开会，那里去学习，可是提了级的就是他。这当然要影响学术空气的稀薄。”他还谈到，有时工作的成果也没个是非，好的研究拿出去，坏的竟然也照样拿出去。
希望整风要彻底
袁昌国先生谈到这次整风的必要性时说，他有过“言者有罪，闻者不足戒”的经验，所以目前还有顾虑。他希望“今天先拿出点东西来看看，以免顾虑这次提了意见，下次又挨整”；还希望“这次运动不要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不久以前从美国归来的原子能农学家徐冠仁先生认为，这次整风的主题——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都是从责任问题引起的，都是不负责任的病征。他说：“教条主义者，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或推脱自己的责任而搬弄教条的；宗派主义者，则是从别人处把多余的责任抢过来；官僚主义者，是上述两者的结合，左手把责任拿过来，右手把它推出去。反掉这三个主义的办法是：分层负责，人人有责；责任分明，事事交代。”
座谈会是分小组进行的，18日这天有六十多位科学家参加。第一次座谈会的发言曾经刊登在该院大字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