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要作知识分子的“知己”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党要作知识分子的“知己”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真
党要作知识分子“知己”，给知识分子以正确评价；知识分子要从“士为知己者用”的雇佣思想进步到“当仁不让”、建设社会主义人人有责的主人翁思想
在高等学校中，党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还是不够融洽的，少数知识分子甚至对党还有严重的对立情绪。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从高等学校党方面来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党还不善于作高级知识分子的“知己”、“知心”朋友，从“知己”、“知心”的地位来领导和帮助知识分子前进。
中国知识分子有“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报“知遇之恩”的数千年传统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高等学校，党是还没有能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知己”、“知心”的。这中间原因很多，首先是高等学校的党员，对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专业不熟习，不了解其中甘苦，不能对其专业，予以正确评价。高等学校的党员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老革命干部，他们过去忙于对敌斗争，有的人从没有深入学习自然科学和历史文化知识的机会；有的人过去虽然学习过，但在长期对敌斗争中，也逐渐生疏和荒废了。因此，他们不能从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平，从他们的工作质量来了解他们，从而给予他们以正确的评价。一部分是解放以后，从所在学校毕业的青年教师，这些人对高级知识分子说来，昨天还是他们的学生，当然他们是不可能很快完全认识先生的工作的。曾有过这样的事情，一位助教曾劝一位教授把他很多的书送去造纸，因为他认为这位教授的书都是过时的无用的。有的教授因为买了几本佛经被扣上封建思想帽子，并且在评薪时降了他一级（见4月24日人民日报，冯友兰先生的新风气和新努力一文）。不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才能，当然不可能把这个人安排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自然也不可能是这个人的真正“知己”。从了解知识分子的德方面来说，我们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一般说起来，高等学校高级知识分子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往往不了解旧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进步估计不足，因而往往扩大他们历史上的缺点，及现存的落后一面，对他们社会关系复杂大惊小怪；这样，自然不能对他们的德予以正确评价，当然也不可能安排他们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从这一点说来，我们也作不到知识分子的“知己”、“知心”。虽说我们党在帮助知识分子的马列主义学习上曾作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因为对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业务不熟习，因而这种帮助便不能不陷于一般化，不能从他们的专业上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的水平，使他们把学得的马列主义应用在他们的专业上，所以这种工作是不深入的。
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的党，在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和工作安排上，一般说起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群众路线”，这也是一种主要的方法。学校的重大措施，由校委会或其他群众性会议决定，例如评级问题，常常由教授们自己相互讨论决定初步意见，党的领导基本上按照他们的意见办理。这种办法，如果能在领导上不出大毛病，是可以解决问题和不发生问题的。但是，这种尾巴式的领导方法，决不可能使高级知识分子感觉到党是他们的真正“知己”，也不可能使党在他们中建立真正的威信，而且这种方法也不可能给予每一个知识分子以正确的评价，使学校措施获得大家真心的同意。例如有的教授曾公开提出学校领导只是根据群众的常识或者感性认识就作出重大的决定。这种领导方法，又往往表现为对高级知识分子过多的生活上照顾与在日常生活接触上形式上的尊重，表现为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其实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人们对他的专业尊重，对他们专业的正当评价。仅只物质生活上的照顾而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专长，他们是会感觉到“怀才不遇”，无“知己”、“知心”的寂寞与悲哀的。一种方法就是凭主观行事，自己不懂，反以为自己了不起，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支配着自己，说这个人也不行，那个人也不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动不动给他人无情打击，使对方噤若寒蝉不敢鸣不肯鸣，像上边所说的，因为某教授买了几本佛经就予以降级减薪。这自然会引起若干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而在情绪上对立起来。又如很多高等学校的党因为不知道教学中的甘苦，在高教部、教育部指示下，强迫在教师中实行工作量制度，结果因为行不通只好作罢。所以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力量，给党员钻研业务的时间，使党员能成为红色专家，同时吸收高级知识分子中的进步人士入党，以便党能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己，能真正领导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当然更重要的是改正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不去掉这些歪风，不仅严重的妨碍了党和知识分子团结，而且也使他们自己不能进步，从不懂变成真懂，从一知半解变为红色专家。只有在高等学校具有了成批的真正的红色专家，党才能真正领导高级知识分子一齐前进。
上边说的，是从党方面讲的，另外，从知识分子方面说来，也不是不应该有改进的地方。“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报“知遇之恩”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这是十足的雇佣观点，这是和人民民主政权作为国家主人翁地位十分不相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除上边所说的外，也有另一种优良的历史传统，这就是要有“立灭国，继绝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伟大抱负，这就是“当仁不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的自觉感。党是我的“知己”固然好，我愿在党的领导下，同党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党不是我的“知己”，我也要争取党成为我的“知己”；不是什么“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独善其身”的消极态度，而应当是：“兼善天下”、“毛遂自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以求同志找知己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宗派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也好办，那就是继承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优良传统，“不畏强梁”，“威武不能屈”，“士可杀，不可辱”，对他们进行斗争。你教条主义者不许我鸣，我偏要鸣，你宗派主义者排挤我不在你的民主范围之内，我偏不怕你不民主，硬要作主人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就要站在主人翁的地位来监督你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利于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经不起斗争的，下有人民反对，上有党中央监督，经不起几回合就会被打下台去的。当然，这些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该是和风细雨方式的斗争。至于对严重的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我不是主张绝对不能用大民主形式来干一下。
这样，由双方努力，高等学校党要尽快地争取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己”，知识分子要由“士为知己者用”的雇佣意识尽快地进步到“当仁不让”的主人翁的思想，改善高等学校党群关系，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相信这一天是必然会到来的，而且会在最近的将来到来的。
至于高等学校党群关系不尽融洽，党应负绝对的更多的责任，这里是不用多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