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在“禁运”问题上的矛盾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西方国家在“禁运”问题上的矛盾
　 胡平
参加美国所组织的“禁运”机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十五个国家，已于4月30日开始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的问题。这个会议，是在美国的“盟国”的强烈压力下召开的。双方在会前曾经发生长期的争吵。
好几年来，美国强迫一些同它订有军事同盟的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的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阻挠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且使执行这个政策的许多国家自己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它们对于美国这个政策也就越来越不满。“禁运”和反
“禁运”的斗争，已经形成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最尖锐的矛盾之一。现在，尽管美国继续用“反共”的大帽子来压它们，用所谓“巴特尔法”等大棒来威胁它们，但也无法挽救“禁运”堤防的逐渐崩溃了。
社会主义国家共有九亿多人口、拥有应有尽有的物产资源和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形成一个强大的世界市场。在这个市场以外，又有许多独立自主的国家乐于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所以无论美国怎么禁运，都阻挠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我国建设的巨大成就特别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是抓得最紧的，它所开的不许运往中国的货单包括四百多种商品，并在1951年操纵联合国表决机器强迫许多国家执行对中国的“禁运”。可是，这种“禁运”，却促使中国人民更迅速地彻底扫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激砺了中国人民以更大的决心和努力来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各国无私的援助合作之下，发展自己的经济。
但是，美国政府迄今还死抱着已经破产了的“禁运”政策不放。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它还能够利用“禁运”来达到另外的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继续阻挠国际间的经济文化关系的正常发展，以便利美国保持它的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维持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另一个目的是继续利用“禁运”作为美国干涉它的“盟国”的主权的一种工具，便利它去操纵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外交。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被迫实行“禁运”的各国，不但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害，而且在政治上、外交上也带上了一副美制枷锁，造成许多不利的局面。日本由于许多需要出口的重要商品不能向中国出口，也就不能从中国换回它所缺少的许多重要工业原料和粮食，而被迫以高价和长途运输到美国去买。结果，不但加重了日本人民的经济负担，而且造成日本对美贸易的巨大入超，长期依靠美国的所谓“特需订货”等来填补。日本出口商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增大了，美国却采取限制日本商品入口的措施，以便于摆布日本。日本想要到其他地区扩大市场，也受到美国的政策的约束。由于“禁运”的存在，日本政府口喊的所谓“自主”外交，就成了一句空话。
英、法等国在“禁运”中所受损害也同样严重。美国一方面用“禁运”扼住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另一方面又挟持它的经济优势，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到处抢夺英法的贸易地盘。在苏伊士事件之后，英国甚至连在英镑区内的许多重要市场也保守不住了。1956年，英国对澳大利亚（这原是英国第一个出口国）的出口比1955年下降了16％，对新西兰的出口下降了9％，对南非联邦下降了8％。而美国对英镑区的贸易却不断增加。
“禁运”阻止了这些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发展有利的贸易，加重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困难，而美国就利用这种困难来加强它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和渗入，因此这些国家的广大人民和工商界坚决反对“禁运”。近一两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问题更加尖锐了，许多国家的政府也日益强烈地要求解除或放宽“禁运”，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去年开始，英国已利用所谓“例外程序”，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输出了一些被美国列为“禁运”品的商品，并且解除了马来亚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橡胶的禁令。今年3月，英国又宣布解除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面禁运”。加拿大政府在去年也解除了一百多种商品输往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限制。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泰国、马来亚等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来往已经有了比较显著的增长。日本工商界不顾美国的阻挠，曾同我国工商界签订三次贸易协定，和我国相互举行了盛大的商品展览会。在1956年，中日贸易已扩大到约一亿四千万美元，比1955年增加了40％。
最近，由于美、英、法、西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和国内外贸易都呈现了不稳定的征候，特别是英法等国面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要求解除或“放宽禁运”的呼声也随之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英国曾把要求“放宽”对中国“禁运”的问题，提到了3月下旬美英两国在百慕大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和美国进行激烈争执。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支持英国的要求。西德已准备在最近和苏联举行扩大贸易的谈判。日本政府也把“放宽禁运”的问题，列为不久以后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美国的重要议程之一。某些国家并已向美国表示，如果美国还不考虑它们的要求，它们就要单独采取行动。可是，美国政府还十分不愿意丢掉“禁运”这个“冷战”工具，特别是不愿意放弃这一根束缚它的“盟国”的缰绳。这样，美国就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局面：它既不愿意它的“盟国”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又不能不看到“盟国”要求扩大这种贸易的日益增强的决心。
为了先发制人，美国在今年初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强“禁运”措施的要求。这个要求遭到强烈反对之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院又先后表示，美国可以和它的“盟国”讨论“有限度地放宽”对中国的“禁运”的问题，但是它提出了条件：要对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执行“全面的贸易管制”，并且要把“例外程序”的运用限制得更严；不允许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战略物资”，同时还要求把过去只对中国“禁运”的某些商品，加到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禁运”的货单上去。
美国这些作法，表面上是对它的“盟国”作了一点让步，实际上确是想借此加强已经因为一些国家运用所谓“例外程序”之类作法而松动了的“禁运”，建立美国对这些国家的严密限制。而且美国开列的所谓“战略物资”，大多数是英、日等国迫切需要扩大外销的工业装备商品。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这些国家所生产的这类商品，同美国货竞争是很困难的，因为美国的生产力比它们强大，而且可以利用“援助”、“贷款”方式向外推销。如果这些国家的工业装备品仍受美国的“禁运”限制，那么它们也就很难大量地增加对外贸易。因此，英、法、日本等国对美国所提出的这些条件已纷纷表示不满。据透露，某些国家已提出了它们自己的方案，在巴黎和美国争论，要求美国允许它们能够“更自由地处理贸易禁运”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按照西方通讯社的说法，还会有“激烈的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