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些国画家和教师认为：中央美术学院领导人排斥国画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北京一些国画家和教师认为：中央美术学院领导人排斥国画
本报特约稿新华社记者王孔诚报道：在中央美术学院内，国画这朵花到底开放的如何？记者就这个问题访问了北京的一些国画家和学院的一部分教师们。他们认为国画这朵花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并未盛开，相反地是受到宗派主义者的歧视和排斥。
中央美术学院设有彩墨画系，可是毕业出来的学生却被分配去学油画，并且领导上过分而且机械地强调学生学西画素描，搞西画写生，和画画以人物为主去表现生活，而不重视中国画传统的教学方法——临摹，不重视山水画、花鸟画。以至影响了培养出来的学生关于国画的知识很贫乏，绘画技巧也不高。文化部在去年曾就这些问题指示学院领导，认为学院在绘画上应当兼容并包，不光要有人物，也应当有花鸟、山水，并且素描也可以不学，加强临摹。可是学院院长江丰却以保持学院彩墨画系的“风格”为理由加以拒绝。江丰认为搞国画那是北京中国画院的事情，与学院无干。还说，他不反对百花齐放，可是百花不能在学院中放，学院中只能有一花。国画家们认为这一切都是轻视民族传统的表现。
不少的国画家都谈到他们或是别人在学院内任教时的遭遇。曾在彩墨画系任副教授的国画家李苦禅从事国画教学二十多年，擅长写意花鸟，可是系领导上认为他讲不了课，叫去担任工会的干部，买戏票。甚至有一个时期每月只给他八块钱的工资，使得他连维持生活都感到困难。他画出的画，系领导上当面训他“你画的是什么东西！”由于这样，他在画画的时候，甚至不得不关上窗子。国画家王青芳在学院内作教师时，领导上不光不给他开课，并且连进修计划都不让他订。王青芳订出的进修计划也被系领导上用红笔打上“×”字。他画的画贴在墙上被系领导上撕下来。有一次，系领导上还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这个人的前途黑暗的很！”王青芳气的吐血。当王青芳去年病故时，他的朋友们都认为这和他在学院中受气是分不开的。国画家高希舜已经从事国画教学三十多年了。1952年开始到学院担任副教授，但现在他也被解聘了。他说，他在学院担任副教授期间，从来连听报告、看画展这些权利都享受不到。学院开一切制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的会议也不让他参加。有一些国画家被学院请去讲学，可是还得旁人监视着，怕国画家讲出“荒谬”的观点来。
学院的领导同志，对待国画家的作品经常采取谩骂的态度。国画家汪慎生说，他和其它的国画家曾在1952年集体创作了二幅大型的国画，当时放在和平旅馆。江丰看了后就说：“这些画应当放到茅房里去。”徐燕孙谈，有一次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会员张秀山画了一幅国画送给江丰的爱人，江丰当时看了后就当着张秀山的面说：“这些国画是狗屁！”使得张秀山当时啼笑皆非。徐燕孙还说，江丰曾在不少国画家的面前说国画对政治没有什么表现，不科学等等，使国画家感到非常不快。
国画家们带着痛苦的心情谈到了附属在学院中的民族美术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1954年成立的，其目的在于研究民族美术理论，培养民族美术干部，改进民族美术创作。北京有名的国画家如于非暗、王雪涛、吴镜汀、汪慎生等都被聘为研究员。几年来，这个研究所究竟作了一些什么工作呢？王雪涛说他只坐在沙发上，打开收音机听过一次录音报告。可是这样的报告以后都绝响了。徐燕孙说研究所只作了一些收集资料的工作。他称研究所是“三子主义”，因为研究所的工作就是“剪子剪，浆子粘，本子贴”。由于民族美术研究所一直没有干什么工作，所以国画家们都说它是一个“避难所”。国画家于非暗说，他作了研究所的研究员后由于不愿白拿工资，曾写了“编历代花鸟画图录”的工作计划交给研究所的领导。可是领导上给退回来了，还指责他说“工作题目太大，一点点来作”，却一直没有指明如何“一点点来作”。有的国画家说，学院内的民族美术研究所好像是在照顾画家，实际上是“敬鬼神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