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鹰教授一席谈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傅鹰教授一席谈
王澈
北大中关园这一片地方真够大，房子是一排接着一排。虽然我不是第一次来，但还是找了半天才找到246号。我敲了几下门，出来的正是傅鹰教授。
沙发上摆着几份报纸，其中有一份是北京日报，那上面登载着傅鹰教授的文章。我们的谈话就从这篇文章起头。“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了。”他说。
“我对人民日报的报道有些意见。”他说。“前些天清华讨论，有人对钱俊瑞不满，要他公开检讨。这一点意见人民日报没有发表出来。”他说高等教育界对钱俊瑞的意见是很多的。
他觉得现在的整风方式也有问题，又和从前搞运动差不多，只是这回反过来了，领导人坐在当中让大家来批评。对领导的批评，不可能都是对的，有的可能是片面的，有的可能是误会，实际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被批评者只有听取批评的义务，没有解释辩护的权利。
他认为，这一次整风，北大是搞得比较好的。学校领导方面放得比较彻底，态度也诚恳。有些别的学校揭发得不多，这正说明那里的问题严重。例如石油学院就有领导人说过：石油学院没有什么矛盾。傅鹰教授提起石油学院，意见好像特别多，他在那里任教过，显然有些不愉快的回忆。
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
傅鹰教授在1955年第九期的“化学通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一个三部曲”这篇文章曾经闹出一场小小的风波。他回想当时的情形说：
“在那篇文章上我谈到了我们在化学研究方面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承认我的语气有些不好，但是有些人的看法我不能同意。那篇文章的目的是说不好的现象，因此我就没有说‘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类话头。里面也没有提到党，因为我觉得党领导科学这一点本不成问题。我举了一些石油学院的例子，认为外行不应该来指手划脚地批评，说了一句‘没有拿过试管，更没有涉猎过世界文学文献的人所提之批评，即使不是别有用心，也不过是扣帽子而已’。这一来可糟了：有人以为我是影射党，是在说党不能领导科学。北大、北大医学院有些人就说我是跟胡风一样的。有的朋友来跟我说，这篇文章引起误会了，应当再写一篇，说明党能够领导科学。我说，这还有什么问题！党不领导科学谁来领导呢？后来就写了，在‘化学通报’编委会上讨论。一个编委说：我看傅先生第一篇文章并没有反对党的领导的意思，如果现在又发表这篇文章，会使人感到傅先生是受到压力了。因此后来就没有登。我写的那第一篇文章是很有些读者的。市委叫‘化学通报’多印了许多份。周总理看过，据说毛主席也看过。由于这篇文章，我倒成了名人了。”他微笑起来。
他喝了一口水，沉吟地说：“文章出了问题，有时也怪说话的人不好。周总理和彭真同志也批评人，但是他们的批评不但能打中要害，而且态度诚恳，使你听了心服口服，毫无反感。我们写文章，只图自己痛快，就不好了。为什么要说‘没拿试管……’呢！好好说不行吗？如果我现在来写这篇文章，就不会那么写了。同样的意思，如果换一种说法，就不会引起反感。我的朋友说我那种写法是‘以词害意’，这很对。”
我插了一句说：恐怕读的人也是不应当“以词害意”的，而且我想真正有修养的人是会认真注意文章内容中的合理的东西，而不会斤斤计较于个别词句的。
他接着说：“我写的时候的确也不够心平气和。范长江在有一次作报告时说，我对干部缺乏同情心。这一点倒是对的，我在写那篇文章时的确很有气。据我所知，那篇文章所指出的一些缺点，现在还存在。”
我问他，以后的事情是怎样结束的。
“详情不知。听说有人主张深追下去。但又有人说，现在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要提出了，另外又说我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因此后来就没有再‘追’。”
“党还没有摸透知识分子的脾气”话题转到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傅鹰教授说：
“党到现在还没有摸透知识分子的脾气。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在乎生活上的舒服。一个人活着并不是图舒服。一个教授拿着优待证，去理发可以不用排队，可是他宁肯不享受这种优待，因为不好意思。看电影时，特别为我们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位子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我对现在给高级知识分子加薪很有意见。当然有些生活困难的应当照顾，但加得太多就不好。若说我们薪金低，那么职员怎么办？在学校里教员和职员的待遇已经是悬殊，教员加薪后就更增加了隔阂。其实知识分子并不希望这些，只希望不把我们当外人，在人力物力上多帮助，使我们能很好地作研究，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解放好些年，什么人有什么问题也该搞清楚了。应该相信我们是爱国的，拿我们当自己人。如果只在物质生活上给予优待，反而会使我们脱离群众，被群众看成特殊阶级。用现在生活比过去好的方法来进行教育，对工人说倒合适，对教授说就根本不对头。1929年我刚从美国回来时，住的是一所很大的房子，我一个人就住了八间，还有花园。那时确实舒服，但仔细想想，太不合理，凭什么这样享福？高级知识分子生活不如从前，不是因为现在低，而是因为过去太高。若说谁使我生活好，就拥护谁，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许多教授的生活的确不如抗战前，但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政府不好。我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因为它们把国家搞得好。清末民初我父亲在外务部做事，我七八岁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中国跟外国订的条约，没有一条不让我们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门口就写着：‘狗和华人不得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有一次我做化学实验，到库房领药品，管理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在教会学校念书，为什么反而成了无神论者呢？就因为讨厌外国人。1949年，那时我第二次在美国，中国国内政局起了变化，我就想：回去不回去？我这一辈子见过革命不止一次。我想：是真革命，就回去；假革命，就不回去。等到大军南下，过江时打了英国炮舰一炮，我看到了这消息大吃一惊，怕这回又要来个道歉，革命也要到此为止了。等到第二天打开报纸，周恩来发表声明，不但没有道歉，反而提出抗议，骂了英国一通。我这才相信是真革命，决定回国。要是没有这一炮，我还不一定回来呢！你想想看，我为什么不拥护政府呢？我积了几十年的气，它都替我出了！”
主张“民主治校”
关于学校的领导方式，傅鹰教授觉得现在这种党委制不好，但过去的校务委员会那种办法也不好。他的主张是民主治校。“不能撇开党委，因为离开了党委，很多事都行不通；也不能撇开教授，因为在业务上究竟是教授内行；此外，最好还要有学生的代表，因为学生人最多。”谈到北大的党群关系，他觉得比别的学校好。“在北大，我只觉得党没有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在石油学院时，我可是觉得党踩在我头上。”北大的宗派主义是有的，但他觉得最严重的是官僚主义。他笑着说，官僚主义在北大是“历史悠久”的。至于教条主义，各校不同，各系也不同。他说北大化学系的教条主义比较少一些。他们系里的专家很注意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有问题常和中国教师商量，取得一致意见。至于有些学校就不得了，他的爱人在石油学院教书，考试时没有立即给学生记分（因为还想看他的实验成绩），就被批评为不学习苏联经验。
提到了学习苏联时的教条主义，傅鹰教授说，钱俊瑞同志是有责任的，他说过“教条也好”。高等教育出版社翻译了很多苏联教本，并不切合中国情况，而且其中还有质量很低的，也奉为经典。若要以某些教本为根据来衡量苏联的化学水平，那准会犯错误。前两年北大化学系的苏联专家就批评说：你们为什么要翻译那么多教本，为什么你们自己不编写，其实你们是完全能够自己编写的；你们应该翻译一些专集，那是真正有科学价值的东西。”
学生质量为什么低了？
“我还想谈一个常常烦扰我的问题，”傅鹰教授说，“那就是学生的质量。”他认为，拿化学物理这两门来看，现在的学生程度比以前差多了。论学习态度的严肃，现在的学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好。但是就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过去的学生还可以和教师共同讨论，现在却不行，学生把先生的话都当作金科玉律，最好只有一家之言。学生不但外文差，就是中文也不熟练；写篇报告而能达意就已经很少了（当然文科学生可能好一些）。“我也看过一些研究生考试的卷子，成绩好一点的差不多都是解放前毕业的。选取的留学生程度也很低。当然，过去的留学生也有很糟的，但那是说人情通过的；真正凭本领考上的都很强。我在美国指导过三个美国研究生，成绩都很好，有一个现在已成了小小的权威。回国后我指导过十四个中国研究生，若说我指导他们不如指导美国学生尽心，杀了我的头也不承认。但是他们的成绩就差得多。论导师，都是我一个人。论大学毕业时的水平，都差不多。但是为什么三四年后成绩差这么远呢？我看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我们的学生在外文方面要吃很大的亏。现在理化方面的科学文献，英文的最多，其次是俄文和德文。我们的学生外文都很差，这就受限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学生动手不行——轻视实验。外国孩子很少不会收拾汽车，修理无线电，作木匠活的；咱们究竟是农业国，缺乏这方面的训练。瞧不起动手做实验，这是人生观问题。在这方面北大物理系比化学系还糟得多。”
“现在的学生知识也不广博。学理工的不能谈文学，连读过红楼梦的全很少，听完一出戏很少能从艺术上加以评论的。我真奇怪，说功课压得紧吧，他们学的却比我们那时学的少。可是我们那时很少听见害神经衰弱的，现在学堂里神经衰弱很普遍。我们朋友间每次谈起怎样减轻学生的紧张程度这个问题，都是毫无结果，不欢而散。”
“我说这确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学习效率、工作效率都很差。”傅鹰教授举了一个例子证明这一点。他说美国密其根大学有两万四千多人，其中化学系是个大系，可是系里只有一个干部，算是秘书。她一个人管全系的日常行政，而且绰绰有余裕，一点都不忙，系的情况了如指掌。现在北大化学系的干部至少有七、八个人，每个人都忙得晕头转向，却是一问三不知。